论遗嘱特留份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特留份制度的设立,从表层上看,是对遗嘱自由制度的一种限制,但从深层次来说,它却是自然法衡平、公正理念在继承法中的体现。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缘由,当然这种对遗嘱绝对自由的限制体现为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在将这一制度引入我国继承法时,应当慎加考虑。     

关于完善我国遗嘱执行人制度的思考

遗嘱执行人制度具有保障遗嘱执行,体现遗嘱人意志和公平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便于遗产分配的作用。由于现实国情和法理的需要,我国亟需在遗嘱执行人的产生方式、任职资格、就职和拒绝、权利和义务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加以完善。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比较与借鉴:海峡两岸遗嘱执行人制度之立法探究

遗嘱执行人制度是继承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我国《继承法》中只有一条规定,内容极不完善。而我国台湾地区的遗嘱执行人制度相对比较完善,值得参考与借鉴。我们应当抓住《继承法》修订的历史机遇,从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主体范围与产生方式、职责与责任、资格的辞任和撤销以及报酬等方面入手,全面完善我国的遗嘱执行人制度,并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基础。     

我国毒品再犯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第356条在性质上是针对毒品犯罪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刑事政策,即一种法定的再犯制度.其构成条件可简单概括为犯过罪,判过刑,又犯罪.在毒品再犯和一般累犯发生竞合的情形下,应仅适用累犯的规定,不再用毒品再犯的规定再次加重处罚;在构成毒品再犯而不构成累犯的情形下,应排除累犯的适用,仅依照毒品再犯的规定从重处罚.毒品再犯制度本身可从前罪范围、刑种条件、时间条件和增加未成年人不适用等四方面进行重构,使之符合其应有的立法定位.     

我国侵权法上“公平责任”源流考

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是80年代中期民事立法由起草"民法典"向起草《民法通则》转轨特殊时期,总结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民法典起草经验,引进南斯拉夫债法修订贯彻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综合借鉴1922年和1964年《苏俄民法典》的产物。《民法通则》第132条应仅适用于第133条和类似情形,未来《侵权责任法》应通过在具体侵权行为类型中适用"分担责任"来限制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     

论新发现《至正条格》的编纂

《至正条格》是元代后期一部重要的法典,颁行于元顺帝至正六年。此法典久已亡佚。2002年韩国庆州发现该书元刻残本,2007年公布了是书的影印本和校注本。其与元代前中期的《大元通制》相比,虽然编纂的总原则是类集,但在以事类设目、法律语言简洁、突出令的禁止性功能等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我国民事上诉制度之重构

本文从民事上诉制度理念基础——公正与效益入手,指出我国现行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弊端,并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我国民事上诉制度的构想。本文主张改革我国现行的民事上诉制度,应当适当扩大裁定的上诉范围,对上诉的条件做出必要限制,同时构建以二审终审制为基础,以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和三审终审制为补充的多元化审级制度,并应当严格限定再审程序的适用。     

民事诉讼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重新审视——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0条之规定

二审发回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显现出诉讼效益低、诉讼成本高、两审法院之间组织管理出现矛盾等制度瓶颈问题。新近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0条对其作出了最新的修正,包括缩减适用范围、合理限定程序事由、规定使用次数等。但本次修法仍存在较大局限性,如对实体事由修正不彻底、未有效限制自由裁量权、对发回重审的裁定格式及拘束力未明确等。重新审视该制度并对之进行改良,可从明确规定法定事由、充分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增加救济程序以及明确发回重审裁定的格式及拘束力等方面加以探索。     

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引下的我国征地制度重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新一轮的征地制度改革。《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首次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流转入市,强调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决定》奠定征地制度改革的制度性基础是继续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继续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国策。这对于解决征地制度现有三大立法诉求,即公共利益目的合法性、补偿标准公平性与征收程序正当性均有重要意义。最后,依据《决定》的法政策指引设计征地制度的改革具体措施。     

我国非常夫妻财产制之建构

夫妻财产问题愈渐在亲属法领域受到瞩目,因它兼具身份法与财产法之双重属性之特点,既引发研究者对亲属法基本理论的思考,又引发其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审视。基于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之目的,本文立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1第4条之规定,既肯定其立法意义,又指出该条的立法不足,同时借鉴域外立法的科学合理性,在必要性与可行性基础上对我国非常夫妻财产制度做了简要建构。     

什么样的权利适合入宪?——从《宪法》第44条谈起

由于宪法本质上是人民为规范政府行为而对政府的立法,宪法权利是人民防御政府侵犯的工具,所以宪法权利与性质都体现在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人民共同作为主权者的无差别性决定了宪法权利的普遍性,而普遍性又决定了基本性。另外,人民防御政府侵犯的宪法权利本质决定了宪法权利的消极性、直接性,其是公民对政府的权利,不是官员的权利。只有不违背这些性质,才可能是真实的宪法权利,才应当入宪。     

对《公务员法》第54条的质疑及建议——以行政法中的权责一致原则为视角

《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了公务员下级执行上级的决定或命令时上下级之间的职责关系,成为一大突破和亮点。但由于该文立法的模糊性和原则性,导致了内容缺乏操作性,甚至与权责一致原则相违,因此,需要从行政法中的权责一致原则角度出发加以修订和完善。     

试论我国划拨土地使用权制度之重构

划拨土地使用权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改革开放后，在建立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同时，也继续沿用了划拔土地使用权制度。然而，划拨土地使用权定位和制度执行的混乱导致隐性市场的出现，直接阻碍了统一有序的土地市场的建立。笔者分析了弊端产生的原因，并针对此提出区分两种划拔土地使用权，建立新型的土地利用“双轨制”的思路。     

市场发展与我国标准化制度之重构

标准及标准化是现代经济社会规范发展的重要推动器，对市场秩序的安排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对市场发展来讲，标准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不利一面集中表现为规范的标准化对市场秩序的限制性作用和不规范的标准化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性影响。中国“行政主导”的标准化制度弊端明显，已不适应现代市场进步的需要。构建“行业主导”的标准化体制既考虑到我国现实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对我国现代市场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重构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思考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板具争议的内容，其为平衡著作权人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创设，实质是对已经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出于社会的需要，法律规定其为“合理”。我国现行著作权立法对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的规定过于僵硬、滞后，使本符合该制度旨趣的合理使用行为排除在外，重构著作权合理适用的判断标准，完善我国著作权立法就成为必要之事。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从自然规律、刑罚目的等各方面进行考察,刑法都应规定刑事责任的最高年龄。在完善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无刑事责任年老者的危害行为的处置可参照对未成年人危害行为的处置办法。     

论在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

一、引言 遗嘱自由,指“民法上之‘人’得依自己的意思,自由处分其遗产,决定其死后归属”。它是民事活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重要表现之一,其意义在于保护当事人自由处分其私有财产的权利。但“遗嘱之自由被滥用,竟有近亲反不得继承之现象”,“社会将不得不为其付出代价”,如沪州遗赠纠纷案,杭州百万遗赠案的出现,反映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少数道德缺失、家庭观念淡薄的被继承人正利用我国《继承法》没有规定特留份而只规定了“必要的遗产份额”的漏洞,滥用其遗嘱自由,无视近亲之间的慈爱     

查处“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的适用法律问题——《刑法》第294条质疑

实证调查、法理分析表明,《刑法》第294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存在许多法学逻辑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司法活动中已表现为种种无法逾越的现实障碍。本文试图通过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犯罪问题的司法实务进行研究,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并为相关法律的完善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