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组织与方法效能

长久以来,科技决策一直是个专家统治的领域,不具备专门知识的公众,被认为无法了解科学的技术复杂性而被排除在政策参与过程之外。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效应直接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科技民主”的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认为,专家的意见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公众应当具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力;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方法被认为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不确定、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新的互动式解决途径;公众参与技术评价与决策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被看作是在对现代技术风险管理过程中重新构建信任的一种方式。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特征、方法与过程进行了研究。     

民众信任因素对政府工程决策支持度的影响——以机场建设项目为例

通过将信任因素细化,搭建起民众信任因素对政府工程决策支持度影响的理论模型。通过对494个有效样本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民众对技术的信任、政府决策的信任、专家的信任以及承建商的信任对政府工程决策支持度具有正向的影响。民众对这四个对象的信任因素在其内部结构方面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还可以发现距离因素对政府工程决策支持度具有负向的影响。通过对"信任图谱"的勾勒,可以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及降低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等实践工作提供帮助。     

论科学决策中的专家失灵及其责任机制建构

公共决策过程中专家论证及其政策咨询被认为是科学决策的关键环节。但是,经过专家咨询论证的决策,并非就一定是科学的决策,更不能直接等同于正确的决策。正如市场会失灵、政府会失败一样,专家也会失灵,经过专家咨询论证的决策同样会出现失误。因为专家不是万能的,他们也是“经济人”,具有规避风险和“转嫁责任”的动机。专家必须对其咨询论证承担责任,必须明晰专家咨询论证的具体责任,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的责任机制,以提高专家咨询论证的质量,促进科学决策,减少决策失误,推动我国专家论证和政策咨询业的健康发展。     

数字中国背景下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研究

算法决策已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一项基础性技术。由于算法决策系统的复杂性和科技依赖性等特征,在决策过程中容易引发隐私泄露风险、算法决策错误风险、算法偏见风险和声誉风险等算法风险,使用户面临不确定的算法决策环境。算法风险会引发公众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危机,产生算法恐慌情绪并可能导致算法污名化,进而阻碍数字中国的进程。应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危机,理念层面,要明确算法决策的技术理性;规制层面,要提前规避算法决策的风险;声誉层面,要为算法决策正名,实现算法"去污名化";用户层面,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算法用户环境,以构建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     

复杂性社会的专家政治：证成、风险与治理路径

专家通过专业知识、技术、概念、工具、类型等体系化认知资源实现社会现象客观化，不但能够增加公共事务规划、实施和监督等的合理性，而且能通过话语机制、规范机制和工具机制等强化机制增加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从而为公共决策的顺利执行奠定智识基础。然而，以复杂性为基质的后现代知识社会建构论的兴盛、共享视角的瓦解、知识的政治化等因素导致了专家悖论。协作治理能够在共识基础之上使利益相关者达成公共决策的现实路径，即协作治理能够使政府、专家和公民在构建的合理化平台和架构之中互动、对话和妥协，从而达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公共决策和行动框架。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风险因素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风险分析是针对特定社会因素不足引致智慧城市建设失败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当前,影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成败的社会风险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社会主体风险,包括市民素质培养力度不足、人才基础薄弱、管理者决策偏差;二是制度因素风险,包括组织协同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政策支撑体系不完整;三是非制度性因素风险,表现为技术伦理失范、道德体系滞后、社会信任机制缺失。管理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风险需要提升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能力,完善制度内核,优化社会环境。     

论风险社会中的决策

在工业社会中,政治的文明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人的一切理性化的行动都是在决策的前提下进行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是两种基本的决策模式,特别是在20世纪得到了自觉的建构,成为成熟的决策模式。这两种决策与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化大分工是一致的,都是专门性的活动。民主决策表现为政治精英和社会治理专家的职业活动,而科学决策则属于政策科学家的专业活动。因而,都存在决策者与执行者相分离的问题。与一切社会活动一样,专业化使决策显示出优势,但在风险社会中,也就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分离则会使决策脱离实际和出现时间滞后等问题。因此,我们主张一种新型的"行动中的决策"。行动中的决策是一种即时决策,行动者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是决策与执行的统一化。     

国有银行改革思路应集思广益

过去一段时间,对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质疑,对夸大外资进入银行的作用,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法、路径,对金融开放中风险及安全问题等,都引起社会不少议论。一些专家们及民众、媒体认为,应建立科学的国有银行改革决策机制,并及时评估改革的成本、风险和效益,以求金融体制改革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好效果。     

关于社会建设规划制定的战略思考

社会建设规划的制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科学提升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大胆借鉴国外社会规划的主要作法的战略依据;必须坚持客观性、人民性、系统性、有效性和开放性的战略原则;必须遵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战略程序;必须发挥科学预测社会建设走向、正确执行社会建设决策、科学管理社会事务、预防社会风险、凝聚社会共识和促进科学发展的战略作用。     

丹尼尔·贝尔的科技治国论思想

丹尼尔·贝尔的科技治国论思想深入地探讨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对政治的影响.从经济技术进步对社会政治的结构和决策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一角度,透视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趋向.认为在后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与政治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技专家仿佛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统治者.但事实上,真正的统治者还是政治家,政治决策乃是社会的主要决策,知识对于权力来说在实质上仍是一个从属性因素.贝尔对科技治国论者只关注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批判.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科学民主化: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众参与

如何提升政府应对风险、保障公众健康的能力成为学界与政策实务界的讨论热点。在食品、环境与健康领域的风险规制中,充分保障公共利益似乎尤为困难。因为多种情况之下,风险规制的依据是专家的科学知识,结果仍然会引起公众对于行政政策以及专家的不信任。对此,在行政决策中平衡科学与公众参与两种力量日益重要,即"科学"民主化的问题,既强调专家的作用,又要使之与公众交流沟通。科学民主化事实上是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意义重大。     

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爆发式增长也使得地方政府面临不断增加的风险,包括决策风险、财政风险及企业违约带来的风险。地方政府应通过建立项目评估体系、加强财政承诺管理、完善绩效监管制度及发展二级交易市场等方面的积极努力来构建政府风险防范机制,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规范化发展,实现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的多方共赢。     

警惕部门利益膨胀

降低行政效率,助长行政腐败,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增大国家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在决策或履行职能过程中,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     

我国地方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的现实困境与制度改进

重大项目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公共性特征,需要在有效的社会监督和政府管理之下对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评估、制约。但是,在我国现实中,由于地方政府热衷于GDP绩效、官员偏好主导地方公共决策等主客观原因,重大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更多表现为"做形式"、"走程序"。反思近年来国内高频率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及社会效应,必须在重大项目社会风险控制的制度层面作出有效改进,具体而言:应当在项目决策中强制性嵌入社会风险评估,细分社会风险等级,重视异议权,调配相关利益者决策的比重,构建动态监测的纠错机制。     

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动性策略与机制

潘怀平的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动性策略与机制一文指出,党面对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能动性决策,彰显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能力。党要积极预防和化解各种考验引起的执政风险,实质上就是要自觉承担起有效地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执政责任。党只有积极执政能动性决策,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执政风险;党只有积极执政能动性决策,才能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发展衡量指标探析

现代社会,各种风险威胁日益凸显,人们更加向往安全,这对政府发展提出了新的衡量标准.从保障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和谐出发,对风险社会中政府发展的衡量标准可构想为:四项总体街量标准,即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回应性和适应性;三项基本指标,即政府能否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发展、能否遏止发展中的副作用、能否满足公众的安全需求;政府发展的具体指标是能否提升政府的相应能力,即增强合法性、回应公众安全需求、适应新挑战、促进安全发展、进行安全决策、实行安全监管、防范风险和处理危机、公正分配价值和风险、维持社会和谐及善于合作治理等方面的能力.     

低碳经济条件下领导决策变革

低碳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相关技术和制度变革,更需要领导决策思维、决策行为和决策方式的变革,以进一步提升领导决策水平。领导决策思维变革,具体表现为领导者应具有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多极思维、结构思维、创新思维等;领导决策行为和决策方式变革,主要体现为应实现由集权型决策向民主型决策转变,由非确定型决策向风险型决策、确定型决策转变,由单一决策模式向综合决策模式转变。     

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动性策略与机制

党面对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能动性决策，彰显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能力。党要积极预防和化解各种考验引起的执政风险，实质上就是要自觉承担起有效地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执政责任。党只有“积极执政”能动性决策，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执政风险；     

我国封建王朝兴衰留下的风险意识思考

自古以来,风险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挑战风险、抵制风险的实践史。不治则乱,不行则衰,不进则退,这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民族在社会历史演变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客观规律。人们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不间断地做出风险决策的过程。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衰过程,能警惕我们增强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兴亡的风险意识、忧患意识,树立理性警醒意识和风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