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州会馆与广肇会馆关帝诞初探

清代以来马来亚华人社群的地缘会馆,会供奉原乡信仰的神祇,祈求神明保佑,为乡民提供精神寄托。当中普遍受欢迎的就是对"义神"关帝的信仰崇拜。现存两家吉隆坡历史最悠久的会馆,以客家人为主的吉隆坡惠州会馆与和以广府人为主的广肇会馆,每年的关帝诞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两所会馆对关帝信仰的坚持,既表示了对中华民族"仁义忠孝"精神的推崇,也是对中华原乡信仰和文化故国的一种怀念。两所会馆关帝诞仪式内容大同小异,但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祭祀礼仪,这些相异的内容,源自各自方言族群的文化特色,体现出民间信仰与各方言群认同的紧密关系。     

观音信仰海外传播和发展探析

观音是海外华人社会中最为流行并最有影响的中国民间神祇之一。华侨华人很早就将观音信仰带到海外,并传播到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二战后,海外观音信仰呈现在地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特点。华侨华人大多是在世俗化和民间化的寺庙中奉祀观音,同时,华侨华人佛教道场通常也都会敬奉观音。另外,一些混杂释道儒三教的民间教派也奉祀观音。秉持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华侨华人观音庙往往是慈善道场。基于观音信仰,闽粤等地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以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为纽带,在“再华化”因素推动下,海外华人既加强了对观音信仰的情感认同,也加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一书出版

广西民族大学郑一省教授撰写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专著,2021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3.1万字.该书从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的源流、民间、民间信仰庙宇的分布与祭祀空间、民间信仰庙宇的流派和民间信仰仪式的传承,以及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地化神灵的建构,分析与探讨了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轨迹.     

海外华人民间信仰研究的新力作--评郑一省《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一书

民间信仰是海外华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多学术领域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但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专门以某一国家华人的民间信仰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仍不多见。202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广西民族大学郑一省教授新作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一书,该书发轫于暨南大学石沧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民间信仰海外传播图谱与功能研究”,也是作者十几年来田野调研和学术思考的综合性成果。作者从2008年开始即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进行田野调查,足迹遍布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从田野经历上看,此书的田野调查历时久,调查范围广,包含了大量作者一手访谈资料和当地的华文报刊、社团出版物、古籍、碑刻等文献,内容客观充实;在视角上,作者以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为视角,着重分析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的演变轨迹和发展现状,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美国大波士顿地区华人基督徒基本情况调查及分析

美国大波士顿地区华人基督教会现在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陆新移民已成为中坚力量;华人教会分布广泛,有利于福音传播;华人基督徒年龄各异,但都有高学历、理工科等特点;华人信仰基督教并非功利,而是真正的信仰需要;男女之间的信仰差别不大;华人成为基督徒的主要动机有:寻找生活的方向、心灵平静和生命的真谛等;华人成为基督徒的主要动因有:宗教自身的力量、教会的大力宣传和华人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后的精神需求;华人基督教会的主要功能有:能更好地服务华人、团结华人和对华人进行道德教育。     

华侨华人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评李天锡《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既是广大民众想像人生与来世的解释体系，也是民众创造社会秩序的手段，是民众从民间宇宙观出发对人生问题作出的自我界定，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体现。华侨出国谋生、发展时，也把中国民间信仰带到国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华侨华人哪里就有中国民间信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华侨华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常年生活于国外，但又和祖籍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梨园屯教案之产权纠纷及其法律文化透视

晚清梨园屯教案中,民教双方为争夺玉皇庙地基产权,先后进行了五次诉讼。产权纠纷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中西法律文化内容。西方强调当事人之"权利",清政府重视国家之"权力";教会强调少数人的权利自由,中国民间主张多数人的意志至上,教会法与中国民间法呈现出"理性"与"情感"之冲突。中国民间社会的法律心理具有"集团本位"色彩;在梨园屯,这种法律心理的形成与民间的神祇信仰密切相关。     

客家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发展——以毛里求斯客家人为例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有华侨华人近四万，占毛国总人口的3％。其中，老华侨华人三万多，广东梅县地区客家人约占90％，大多已入毛国籍。客家华人在毛国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毛岛客家人非常重视子弟的传统教育和传承发展客家文化，他们与当地其他族群人民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繁荣、丰富毛国的多元文化。     

重塑社会精神需弘扬优秀民间传统

民间传统主要作为生活样式而存在从社会建设的角度讲,进行组织建设与传统重塑是正确的。社会精神主要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理念、行业传统、信仰、传统、民风、民俗、民间传统等,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民间传统的若干问题。     

泰国的客家人与客属总会

客家人开始移居泰国的时间大约始于18世纪中期。泰国的客家人主要来自中国的嘉应地区,即现在的梅州地区。与其他移居到泰国的其他方言群一样,移居到泰国的客家人为泰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泰国的客属总会虽成立于1938年,但如从该会的前身集贤会馆算起,至今已有百多年的历史。泰国的客属总会以联络乡情,发展工商,共谋社会公益事业及会员、同乡福利为宗旨,在泰国华人社会的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印尼山口洋的客家人——海外客家人的社会变迁之一

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一个国家。在印尼的华人中,客家人约占了30-40%,因此,也可以说印尼是海外客家人最多的一个国家。印尼的客家人,尤其是聚居在印尼外岛地区的客家人,虽然在海外已经生活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但仍然保留了比较浓重的客家人特征,或者叫客家特性。本文主要探讨居住在山口洋市的客家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适应,探究他们的生活方式,研究这里的客家人与其他华人的差别。     

沙捞越客家人的移民、聚落形态与社团组织论析

客家人是沙捞越最早的移民群体,主要分布在沙捞越的古晋、三马拉汉及美里省等地。早期移居到沙捞越的客家人,延续着在中国聚族而居的形态。在人地生疏的异乡环境中,沙捞越的客家人为了互为济困,成立了社团组织,并发挥着教育同乡子弟、举办慈善事业等角色与功能。     

客家先贤与马来西亚槟城海珠屿大伯公探析

马来西亚槟城海珠屿大伯公信仰,实源于当地华人敬重领导大众开拓邻近地区的会党先贤,慎终追远、崇功报德,以后凡事归功大伯公英灵冥冥中庇佑。到19世纪中叶,当地华人虽因矿区经济等等利害关系发生争执,但分裂各方,尤其是来自闽广客家府县的先民,即使互相血战,依然在照顾共同信仰出钱出力,由此不放弃未来和解机会。等到庙产主权经历长期变化,在19世纪末落入嘉应、惠州、增龙(增城与龙门)、大埔、永定五属共管,以客家人为主的五属同仁一方面根据三位大伯公的客家原籍,以尊神作为曾经分裂对抗的五属建立客家认同的象征,另一方面回归到尊神带领先民开拓南洋的民族先驱意象,强调信仰大伯公的客家精神是以回归与服务整个民族为主轴。     

大理白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解析

大理白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阔的生存环境,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要包括白族语言、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等。它们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具有重要和多重的抢救与保护价值。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妇女观——对《血湖宝卷》的释读

《血湖宝卷》是秘密教门中专门供女教徒诵念的宝卷,体现出秘密教门对妇女的要求和态度.女性向来是“宗教”中不容忽视的徒众,在明清秘密教门中亦然.本文通过对《血湖宝卷》的释读,将其中所展现的妇女观与正统社会中儒释道三教加以比较,揭示出其共通性.     

从客畲混化到"纯粹自体"——罗香林客家源流观的演变

罗香林先生是客家研究的奠基者,他的客家源流观对当时及后世的客家研究均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析了罗先生的客家源流观从客畲混化到“纯粹自体”的演变,以期对罗先生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作较客观的评价。     

广西东兴镇华侨歌堂初探

东兴镇是一个传统的侨乡。在东兴镇,除了少量的本地籍归侨外,大多数的归侨则来自全国各地的华侨农林场和其他厂矿。为了满足文化与认同的需求,一些对山歌颇有兴趣的东兴镇归侨组建了华侨歌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华侨歌堂的功能虽发生一些转变,但在传承山歌文化、沟通和协调归侨群体间的关系方面依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客家视野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及其族群文化认同——以台湾客家小说为研究场域

通过台湾客家小说提供的生活图景,客家女性那种“大地之母”和“女中丈夫”的形象跃然纸上,她们那种坚忍打拼和“痴情重义”的性格生动呈现,并占据客家族群形象的独特地位。在上述形象塑造和性格表征的背后,客家女性对农耕文化的生命认同,对家国政治的精神认同,对婚姻爱情的价值认同,成为她们性格深层最稳定的族群文化积淀。对客家女性形象的寻找利发现,有助于我们走进客家文化的历史语境,来认知族群人物性格的生成和建构。     

清末以来广西人开拓马来亚半岛的历史生态

从现有文献史料梳理桂籍先民大批南下马来半岛的历史,时间当在1880年后。此前,马来半岛各地不同籍贯华人帮群曾经长期互相纠纷,不见广西人有组织参与的记录。1883年在新加坡才成立有五合公司,主要依靠清代博白县人与广东高廉州同乡联合方得成势,可以反映广西人在南洋华人之间并非主要势力。在清代至民初下南洋广西先贤之间,其中较早从北海陆续出洋的,多是来自陆川、博白、贵县、兴业等县客家人,较后又有来自容县等白话县份的先民取道香港南下;他们上岸地点可能包括今日泰国南部与新加坡,并从当地分散到南洋各地区,形成以矿区或农园生产为主流的广西村。五合公司在20世纪初期改名"三和会馆",其成员约5 000余众,分散在南洋英、荷属殖民地谋生。随着马来半岛历经日本军事占领、英殖剿共政策等历次政治变迁,如今,很多原来的广西村面貌不再,有些在地图上已消失,即使讲客家话和讲白话的"广西村"亦可能互相转变。这导致目前研究的困难,但也说明马来半岛的广西研究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