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推进2005年救灾工作——聚焦“2005年全国救灾救济工作会议”——2005年春季灾民救济要“一清一细三到位”

首先，春季灾民救济是当前救灾救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各级民政部门要把春季灾民救济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切实做好。其次，春季灾民救济是整个救灾救济工作的关键时段，是救灾救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春季灾民救济是当前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效载体和难得的主题实践行动。     

实行灾民救济卡制度 保障灾民基本生活

灾民生活救济是农村社会救济的主要内容之一。去年以来,山东省民政厅把推行灾民救济卡制度作为救灾工作的重点之一,纳入到整个农村救济制度建设之中,并在全省普遍推广。实行灾民生活救济卡制度,确保了灾民救济的落实,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促进了救灾工作管理的规范,确保了灾民生活得到保障。     

广东省社会救济条例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维护公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保持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社会救济，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本省常住户口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人员给予的救助。社会救济应当保障救济对象的基本生活需要。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救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设立社会救济专项经费：组织社会力量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救济对象开展生产自救；提倡和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捐赠资金和物资，支持社会救济事业；…     

抗战时期贵州难民救济历史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因地理位置特殊成为难民向大后方流亡的重要聚集地和中转站。战时贵州以省赈济委员会为主要救济机构,调动社会救济力量共同救济,紧急救济政策与积极救济政策相配合,形成了救济主体多元化、救济方式多样化、寓救济于生产等特点,为解决难民基本生活问题与增强抗战力量作出了贡献。     

减灾动态

民政部下拨10亿元用于灾民生活救济3月1日,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主持召开部长办公会,专题研究春季灾区群众生活安排工作。会议决定,商财政部同意下拨10亿元,用于灾民生活救济。会议要求进一步做好基层救灾款物管理、发放工作。同时在全国推行发放口粮救济证的方式对灾区困难群众进行口粮救济。对困难面较大,需政府救济比例较高的县市,将采取定点跟踪调查的方式,督促检查地方妥善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指导地方采取多种方式、多渠道解决灾区困难群众口粮问题,包括实施开仓借粮、救灾捐赠和互助互济等方式,确保受灾群众每人每天至少1斤基本口粮。在恢…     

八年拼搏:从试点探索到全面建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传统的城市社会救济制度,出现了救济范围窄、救济标准低、救济资金不足、管理不规范等不足与缺陷,改革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迫在眉睫。第十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以来的八年,是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试点、探索到全面推进的八年,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我国全面建立的八年。这项制度既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建立的一道“社会安全网”,又是新时期民政工作中最富有创建性的一项制度建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基础和核心的内容,这一制度的建立,使我国的救济制度在救济范围、救济标准、救济资金、救济程度、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我国政府重视和保障人权的重要表现,这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救灾救济款使用监督应把握好六个环节

救灾与社会救济是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发放救灾救济款又是救灾救济工作的重要手段。管好用好救灾救济经费直接涉及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民政对象的生活水平,可以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在救灾救济经费发放和使用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监?..     

谢谢医疗队

我叫陈金海,是延安老区农民,全家祖孙三代15口10个白内障,最大是60多岁的老母亲,最小是我6岁的侄女,我父亲也因车祸下肢残疾。家里生活一是靠我妻子和1个弟弟种田,二是靠政府救济,生活非常困难。我们也到延安、西安几家医院治过眼睛,因为钱太多治不起。正当我们全家痛苦、绝望的时候,“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医疗队来到     

农村社会救济体系构想

农村贫困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救济是缓解贫困的有效手段。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十分复杂,贫困人口数量庞大,传统的社会救济模式无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寄希望于在农村建立广泛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是不现实的。基本生产条件的具备是农民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首要条件,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社会救济问题,必须首先拯救农业,对农业实施救济,确保农民拥有基本的生产条件。科学的农村社会救济体系应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构成。     

太平洋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侨眷救济——以广东省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部分侨汇中断,在国内的侨眷生活日益艰难,侨眷救济成为侨务工作的重点。国民政府积极筹谋救济侨眷,在广东省,由省银行承办3000万元侨贷进行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侨眷的生活困难。本文运用档案资料,通过对国民政府积极救济侨眷活动的探讨,揭示当时国家意识与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     

论我国民事执行异议之诉

2007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及后来制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初步建立了我国执行异议之诉制度,但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民事执行异议制度的框架。当前的执行异议之诉存在的缺陷主要是:执行异议的前置程序成为一种累赘、债务人异议之诉缺失、审判监督程序与执行救济程序掺杂。要完善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废除前置程序、使审判监督程序与执行救济相分离、同时设立案外人撤销之诉以及给予执行异议之诉必要的监督和救济。     

民生改善问题及规制路径初探

民生改善是民生系统发展和更新的动力机制。当前我国民生改善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改善的创新性与改善效果难题、改善依据的政策属性与改善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难题、监督和救济途径的非法治化与改善行为矫正难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只有对民生改善涉及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利益衡量,才能客观评价改善效果;只有综合运用政治和法律途径,才能保障改善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有拓展监督和救济方式,才能有效矫正改善行为。     

《违法行为矫治法》性质解读

《违法行为矫治法》脱胎于劳动教养制度。《违法行为矫治法》不是行政刑法,违法行为矫治也不属于行政处罚,应当将违法行为矫治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并凸显其可诉性、非惩罚性以及保安性之特质。在此基础上,应当在《违法行为矫治法》中设置相应的救济措施,具体措施应倾向于矫治,且矫治措施应当尽可能多样化。     

清末民初女性的赈灾实践及角色变迁

传统的民间赈灾活动中,虽然不乏女性的参与,但与男性相比不过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清末民初,女性在赈灾活动中的角色、规模、手段、观念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女界的赈灾实践为民初女性参政热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成为近代民间义赈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标志。     

质疑独立董事制度

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是为了改善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制约内部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做出不利于公司和外部股东的行为,以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但由于<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更没有相关的详细规定,导致了实际操作的困难.从实践的结果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无法保证;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监督权力上重叠与交叉造成的权力冲突,导致资源浪费或互相推诿,增加监督成本,降低公司运作效率,影响公司治理的质量.当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很好的成长环境时,对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的频频发生,我们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找法律救济.     

宅基地使用权取得制度研究

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以及基本特征确定了物权功能的主导地位。但鉴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宅基地使用权的生存保障功能仍应存在。中国宅基地使用权取得规范的制度变迁呈现出逐渐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特点。宅基地使用权的初始取得主体包括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出让金的缴纳应当不同，行政审批应当坚持，权利救济程序应当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继受取得应当市场化，但还是应受到优先购买权、权利期限、权利登记等具体限制。     

论违法性判断标准

犯罪必须是行为人实施了从实质上说为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即必须是实施了违法行为。如果不存在违法行为,那不管行为人主观责任有多大都不构成犯罪。但如何判断何为＂违法行为＂,或者说某一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要依什么标准来衡量,学者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笔者拟从当前刑法学界所＂盛行＂的几种违法性判断标准入手,逐一分析各自的优越性及弊端,得出笔者认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违法性判断标准。     

行政法视角的警察临战

本文从警察临战行政管理出发,借助对警察临战行政权的剖析,揭示了警察临战行政法规的渊源和构建线索,即临战前的行政立法、临战中的行政程序和临战后的行政救济。     

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京、沪模式的检视与引申

矫正刑思想来源于刑事社会学派,其当代使命在于“行刑”、“矫正”、“安置救济”三个方面。近年来,北京、上海两地通过颁布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方式,分别对社区矫正进行了有益尝试。京、沪两地模式各有优弊．但无疑都对构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鲜活的参考。     

辛酉湘西旱荒与湖南华洋筹赈会施赈路界争议

湘省辛酉春荒叠接旱荒,湘西灾重最甚。面对灾荒,洋干事们所把持的湖南华洋筹赈会干事会,对熊希龄、陈渠珍等西路各界请赈概予回绝。感受歧视的西路与在其影响下的中南两路,就中南两路的灾重与西路的烟苗情事灾县定等双重标准,赈款赈粮分等标准等问题,生起施赈公平性问题路界争议,代表三路利益的华洋评议会进而要求查干事会赈账,并在旅京湖南筹赈会和北京赈务处的干预下,干事会被迫裁减冗员与部分分权于评议会,改革荒政制度予以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