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培养技能型人才特点与多元化模式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技能型人力资本无疑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日本企业培养技能型人力资本表现出大企业青睐专门技能学校毕业生、企业培训与公共职业培训紧密结合、由员工本位主义向以企业本位主义转型、企业日益重视员工职业培训等新特点。日本企业培养技能型人才不仅继续发挥在职培训、脱产培训、自我开发、函授培训和轮岗培训等传统模式作用,而且还创新了GPC和工业学园等新模式。日本相关经验启示我国也要重视和加强企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注重企业培训与公共职业培训相结合、不断创新企业培养技能型人才模式。     

老龄化社会的日本老年住宅发展及借鉴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老年住宅方面。日本的经验最值得中国借鉴。日本的老年住宅主要包括二代居住宅产品、通用住宅产品和老年公寓产品；使得老年人能够在生活中充分实现自助和自理，这是日本老年住宅的最大特点；日本老年住宅是在良好社会保险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根据老年人各种需求的成熟状况和老龄产业各领域的发展特点，分阶段适时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是日本老龄产业政策得以成功的经验之一。因此借鉴日本老年住宅时要注意：住宅的软硬件设施及成本，中日制度的不同以及中国政策规范发展。     

日本推进积极老龄化城市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发展是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老龄化和城市化并行发展的挑战下,一方面,城市治理需要提前规划配套适合老年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另一方面,老龄人口的增多需要更加完善的养老和医疗服务以及综合性的社会支持。日本在治理老龄化城市过程中不仅从理念上进行了积极老龄化的应对,而且从社区"健康守门人""终生学习与社会参与"以及"在地安老"老年友好城市的推进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实现积极老龄化城市建设的经验得失,对于完善中国城市养老体系建设,推进现代化城市治理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职业道德常识的日本工匠精神研究

工匠精神是优秀职业道德文化的集中体现。日本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诚实、敬业、精益、合作、友善、专注、模仿、创新,主要体现在匠人与事物相遇的修行以及与他者相遇的职业敬畏等方面。工匠精神被融入到日本人的骨髓中,并成为日本国民职业道德的基本常识。在中国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解析日本工匠精神对其国民职业道德素质养成的影响,对于加速培育和弘扬中国的工匠精神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日本的人口问题

随着日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日本的人口增长模式经历了战前的"生多死多"和战后的"生少死少"两个阶段。生少死少导致日本的人口结构日趋少子化和老龄化,并进而导致日本在2005年进入"人口减少社会"。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和人口总数的减少,将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目前,日本利用经济手段刺激妇女多生育,但见效甚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日本只有采取正确、有效、对外开放的政策,使这三种生产协调一致,才能真正为解决少子化问题找到出路。     

谁是日本之敌?

今天日本最大、最为深刻的危机是社会老龄化及人口减少。人口减少造成地方行政组织崩溃,可能导致“国将不国”。     

日本农业发展的困境及政策调整

日本农业发展一直以高关税、高补贴著称,尽管政权更迭,这一政策取向基本保持不变。但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其农业政策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修正和补充。近年来,日本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农业劳动力减少,加之耕地面积降低,以及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协议对农业影响的不确定性,日本农业政策亟需调整。2015年日本出台了新的《食品、农业与农村地区基本规划》,对今后5~10年的农业发展进行了规划。文章将以此为基础分析日本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并简要介绍日本新的农业政策。     

日本的老龄社会：现状·影响·对策

日本是当今世界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日本有关机构统计,65岁以上的老龄者占人口总数的比率(以下老龄者的年龄含义皆为65岁以上),1950年仅为4.9%,1995 年升至14.8%,2004年达到19%。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25%,也就是说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是老龄者,日本将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老龄社会。而到2050年这一比率将达到32.。3%。另外,15-54岁的就业人口己于1995年为拐点趋于减少。据估计到2050年就业人一口只有现在的6成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人口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较快。据统计,法国、瑞典、美国、英国利德国,老龄化率从7%上升到14%倍化年数,分别为114年、82年、69年、46年和42年,而日本仅为24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潜在的老龄化问题较     

对谈:日本哲学的成立、意义与展望

前近代日本究竟有无哲学,日本哲学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关于日本有无哲学的讨论意义何在?这是中日哲学研究者近年来热议的课题。本文作者认为,关于日本是否有哲学的判断基准在于如何理解"何谓哲学"的问题。无论从狭义的哲学,还是广义的哲学理解来看,日本都有哲学。概而言之,它大体包含以下3个层面的内容:其一,自古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等,即日本人关于自然与人的深层性思考;其二,引进西方哲学后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其三,在与西方哲学对决(对话)的过程中,日本学者独自的哲学创造。但是,在思考日本哲学问题时要注意"思想"与"哲学"的区别,以免泛哲学化。思想只是"臆见"、主观的、想当然的,但不是哲学思维;哲学必须是建立在"逻格斯(Logos)"基础之上,努力追求抵达客观性依据的学说。     

分权化背景下的印尼海外移民治理研究

印尼是东南亚主要的移民输出国之一,2012年其海外劳工总人数约为600万人。2001年以来,印尼采取"大爆炸"(Big Bang)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实行权力下放,授予地方广泛的自主权,这对其海外移民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分权化背景下,印尼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移民治理法规,但由于改革自身的缺陷所在,印尼的海外移民治理也存在诸多问题,且这些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背景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影响与前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缔结为加速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创造了条件.然而,日韩两国对区域经济合作走向的调整以及三国围绕RCEP+议题的博弈、中美战略竞争等因素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复杂影响依然存在,中方加速协定谈判面临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对三方管控供应链风险、加速经济复苏、打造地区最终消费市场、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协定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率先实现强劲复苏,促使日韩主要从经济收益视角审视协定的价值,管控相互竞争与制衡思维,搁置争议、加强合作.     

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宗教和谐的机遇与挑战

新加坡地处东南亚重要交通枢纽,东西文明交汇,国土虽小但种族、宗教多元。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等因素,新加坡政府在处理种族、宗教问题上十分注重和谐,而全球化的进程对新加坡维持宗教和谐局面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分析了新加坡宗教如何与时代紧密结合,把握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考察了新加坡宗教自身如何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挑战,总结新加坡政府、宗教团体、社会三个层面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宗教的和谐发展提供参考。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     

金融危机下中东欧转型模式再评估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与政治体制转型是转型问题研究的焦点,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模式也作为一个范例持续得到来自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关注.本研究以金融危机发生、演化为背景,旨在检测金融危机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整体经济表现与金融市场表现,并通过分析对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转型优等生"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模式进行再评估和反思.     

Reevaluating the Taiwa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pposition Organizations under Japanese and KMT Rule

This article reevaluates the first phase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1914-1986) by explo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opposition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under Japanese and Kuomintang (KMT) rule. Employing a parallel structure, the article compares two distinct periods of time, 1914-1937 and 1977-1986. Includ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in the evaluation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makes it possible to examine long-overlooked issues in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question of continuity and disjunctu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aiwanese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the era of KMT one-party rule that followed as a re-colonization of Taiwan (lasting from 1947 until the early 1980s). The author's analysis reveals that (1) Taiwanese political opposition during both eras originated within rather than outside repressive political frameworks and that moderate opposition organizations emerged as the best possible reaction given those circumstances; (2) domestic organizations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Taiwanese polity and society than those in exile; and (3) peaceful approaches were an important alternative to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The author recounts the story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until 1986) through the careers of two long-neglected moderate political activists, Lin Xiantang (1881-1956) and Kang Ningxiang (1938-).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与大学生就业的互动关系——从日本企业积极聘用、培养大学生得到的启示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反映出了我国境内企业缺乏持续技术创新的物质投入和制度建设。在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的持续技术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持续的技术创新需求是日本企业积极招聘和培养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内在动力。日本企业的科技创新机制和人才培养制度的良性互动作用，造就了日本企业的竞争实力，也是日本实现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日本企业从招聘大学应届毕业生到把其培养成企业的核心员工的过程非常值得我国企业学习和借鉴。只有在我国企业中建立持续创新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日韩粮食安全合作的空间与战略

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中日韩三国,原本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粮食安全问题.新冠疫情冲击了国际粮食产业链,干扰了世界粮食生产与贸易的正常运行,使得中日韩三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尽管中日韩已初步构建起政府间粮食合作机制,但存在机制议程化现象和农产品保护主义盛行等诸多问题.新冠疫情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向本土化、区域化方向的转变,促使中日韩三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彼此间高度相互依赖关系的同时,也提升了中日韩粮食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三国应共同努力,从供给、流通和市场三个层面扎实推进实质性的合作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