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社会变迁中的新宗教与中国——以天理教为中心

幕末明治初年的社会动乱以及20世纪20年代各种大众运动造成的社会不稳致使两次新宗教团体集中出现;新宗教团体具有创始人患病或家庭不幸的普通社会人、积极发展信徒、追求现实利益、组织机构较为完善等特征;最初新宗教团体的教义与政府政策、国家意识形态存在矛盾,因而新宗教常常遭到政府的取缔或镇压,但教团为获得本身的发展逐渐修改其教义并支持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     

伊藤博文的政党政治观及其实践

"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的政党政治观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即从最初的"政党邪恶观"到最终的"政党工具论"。这种转变是基于《明治宪法》颁布之后日本政党政治活动活跃这一前提。随着政党政治观的转变,伊藤在宪政实践上对政党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从宪法颁布之初特意在宪法文本中避谈政党和对政党政治进行压制,到之后因政治需要对各大政党妥协,再到最后创建"政友会"。他的政党政治观和实践的转变对于近代日本政党政治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欧化主义到国家主义:日本明治时代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

明治时期的日本教育经历了一个由欧化主义到传统主义再到国家主义,各种教育理念相互冲突、相互交融的发展演变过程。1890年《教育敕语》的颁布,标志着日本以"忠孝"为核心的教育理念的基本确立。教育思想转变的过程也是国内政治思潮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通过分析日本明治时期各个阶段教育理念及其在不同教育理念下所制定的教育政策,进一步剖析了日本由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变过程中传统与近代、东方与西方思想文化冲突及其融合的过程,以及各种思想与政治力量相互结合对日本近代走向所产生的影响。     

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政教关系

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继承日莲正宗"立正安国"的政教合一理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民主法治环境中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于1964年成立公明党。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四个时期:教团主导政教合一时期(1964-1969)、政教分离时期(1970-90年代初)、教团成为政党斗争工具时期(20世纪90年代)、政党保守化与教团集权化时期(2000年至今)。二者关系的变化说明从战后民主化到政治、宗教多元化的今天,宗教势力依然对日本政坛有深远的影响,同时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宗教政党必须以夺取政权为最高目标,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宗教政党的政治主张往往与宗教理念发生冲突,形成对其母体教团的反噬效果。     

论明治宪法体制的形成背景

1889年,日本政府以天皇亲授的形式发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开始的资本主义文化进程树起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自那时起到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时为止,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经历了极其复杂和剧烈的动荡。其间既出现过官僚政治横行,行政机构高居于立法机构之上的所谓超然内阁时期,也出现过政党势力迅猛发展,直至影响组阁的所谓政党政治时期,还出现过把官僚、政党统统打入另册,而由军方统治的法西斯专政时期。值得深思的是,尽管统治形式出现如此大起大落的变化,但是构成明治国家政治体制基石的明治宪法却始终没有作过任何更动。或者说,在同一个宪法体制的框架内,竞能够容纳下如此截然相反的政治趋向,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明治宪法体制本身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它的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它的宗旨不是专项的,而是兼容的。明治宪法体制的这一特点,是同其时代背景和形成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试析宗教对韩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韩国宪法虽然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现实中宗教因素渗透到了政治中,并对总统选举造成了明显的影响。总统候选人的宗教信仰、选民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团体在选举过程中的宣传游说,都影响到总统选举的最终投票结果。目前,宗教因素在韩国总统选举中已经由一个"独立变量",发展为一个"非独立变量",但其影响将长期存在。     

战后日本“政教分离”原则下的政治违宪——以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关联为例

2022年7月8日,日本宪政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行刺者是一位深受新兴宗教团体——统一教之害的中年男子。明治维新之后,安倍是第一位因宗教问题被刺杀的首相。虽然日本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然而安倍遇刺后,包括安倍在内的多名自民党政治人物被揭露出与统一教有着各种利益交易。修宪是自民党自建党之初就定下的政治目标。为达到修宪目的,自民党内保守势力与试图寻找政治庇护的宗教团体彼此关联,有着各种私下交易,不仅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导致众多家庭遭受精神和财产的损失。本篇拟以安倍遇刺事件为例,揭示自民党保守势力的政治违宪真相。     

明治前期日本教育中儒教主义的展开

1879年明治天皇下达的《教学大旨》标志着儒教主义的复活。《教学大旨》下达之初虽遭遇来自以伊藤博文为主导的政府的抵制,但以明治天皇和元田永孚为代表的宫廷势力仍通过各种渠道和措施积极致力于儒教主义教育理念的具体化。明治十四年政变以后,明治政府也开始转到儒教主义路线来。儒教主义不仅作为一场德育运动成为明治日本教育上的独立阶段,而且形成了日本的教育政策主体或教育领导权的宫府二元结构。     

文本与解释：明治宪法研究刍议

就文本解释来说，文本自身、文本的效果及影响等共同构成解释者的认识对象，解释者难以完全知晓文本的原意。宪法文本同样如此，尤其如明治宪法条文简单，解释时有必要借助条文外因素。明治维新后，一君万民成为日本施政的思想认知基础(根本性政治基础),天皇亲政与“公议”原则被导入明治宪法并逐渐制度化。明治宪法采取天皇主权下的职能性分权，议会参与立法却非立法权主体，预算的非法律性也限制了议会的预算权，但宪法第六十七条为政府与议会的妥协提供了可能。在宪法运行中，元老、内阁统一，统帅权独立等政治惯例补足了宪法条文与实际政治间的乖离，促使宪法解释和政治实态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明治宪法，不能囿于文本，还应考察其产生的语境、政治家行动、法律法规、宪法解释及社会舆论等要素。     

明治后期日本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1885年日本进入产业时代,明治政府为推动经济腾飞,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认真研究国外发展职业教育的有益做法,结合本国情况,积极发展和创立有自己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明治后期(1885-1911年)这短短20多年间,日本不但确立了职业教育制度,而且建立了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日本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其背后有诸多因素,推动它的完善化、体系化。     

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实践分析

传统意义上,管教罪犯被认为是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责任。美国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监狱私有化趋势。通过对美国监狱私有化原因、问题及发展前景的分析,对于全面理解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形成竞争性和公私合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私人监狱能够大幅度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主张并未得到证实,但监狱私有化的主要意义在于引入更多的竞争主体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效率。最为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私有化所导致的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本身是竞争的结果。     

日本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及原因分析

面对日本长期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乏力,日本央行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持续大肆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大胆采取负利率政策,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引导社会公众预期。政策实施以来,通胀目标时限一再推迟,政策虽在短期内改善了经济形势,但又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及外国政策的干扰。究其原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企业部门缺乏稳定预期、少子老龄化及财政货币政策相互掣肘等因素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     

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均势生成的一般机制,认为均势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和维持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分别是外部制衡、内部制衡和大国的自然成长。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有不同的主导生成机制起作用。在多极体系中,均势主要依靠大国之间联盟关系的形成与转换来维持;在两极体系中,均势的维持主要依靠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内部制衡;在单极体系下,均势依靠权力中心的自然成长得以恢复。利用多极和两极状态下的历史案例,文章检验了这一核心假定,并考察了均势生成机制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单极体系下均势回归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在权力结构与生成机制之间,联盟的可获性、制衡的实力门槛以及制衡所负担的成本等三个要素起着因果链条的作用。     

日本《裁判员法》第73条介评

日本新的裁判员法具有重大意义,旨在便捷国民参与司法并提高对于司法的信任,但裁判员法的相关规定却侵犯了国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同时也有违该制度变革的初衷,需要进行重新检讨与制度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任免人员名单

2019年11月6日:任命丁斌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副主任;任命王欣太为农业农村部人事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人事司二级巡视员;任命王衍为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二级巡视员;任命邵建成为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非效率制度均衡研究

制度转机必然引起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因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从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剧变起步的,首先表现为激烈地改变原有的财富分配结构,但并没有产生财富增长效应,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非效率制度均衡”。普京上台后,加大力度以改变原有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俄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并不多见,普京时期能否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还有待观察。     

新加坡反贪刑事法治的特色

新加坡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成功抑制腐败的国家之一,其严密的刑事法网、强力的反贪机构和严厉的刑事执法,有效地震慑和遏制了贪腐犯罪,也彰显了其反贪刑事法治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