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珍藏了六十七年的马灯

在著名的革命老区江西省兴国县的崇贤乡曾昭梅老汉家里,有一盏不寻常的马灯,马灯的底部写着“1934年邓小平用”几个红漆的毛笔字。这盏马灯,是周恩来送给邓小平的,后来邓小平又把它送给了曾山,曾山又把它交给了曾昭梅,并被他一直保存到现在。     

毛泽东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深深触动了毛泽东,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也使他要在政治上重新倚重“文革”中受到排斥的一些老同志。在周恩来等人的不懈努力下,1973年3月7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当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此时周恩来病情加重,毛泽东有意识地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在一次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身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周恩来最后两年的政治交待

1974年和1975年,是周恩来辞世前最后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而又讲策略的斗争,给予邓小平以坚决支持。由于周恩来在党内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他在这两年对“四人帮”的斗争和对邓小平的支持,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最终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也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是周恩来最后两年的政治交待。     

毛泽东为何保留邓小平的党籍

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就有两次被打倒。他后一次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     

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的邓小平

1961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为了纠正“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走出低谷，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后来史家所称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开幕时，邓小平还留在北京主持审查和修改将在会议上通过的重要文件。月底，他接到通知，赶到庐山。若干年来，社会上一直流传有“毛泽东、周恩来三顾茅庐请诸葛”之说，即毛泽东、周恩来“三顾茅庐”，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组织起草、修改有关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政策。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

邓小平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数十年如一日。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有一次毛毛问他:“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他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1974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与前来汇报工作情况的周恩来谈话，在谈话中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几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时，向客人介绍并称赞邓小平：“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像这样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的还有好多次。     

坚持党性的楷模 自我完善的典范——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在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他不仅为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展现了极为高尚的品德。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性的楷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的悼词中说:周恩来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     

殚精竭虑护英华——“文革”后期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支持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问话中有下面一段话:“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我对他来说他始终是我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这是邓小平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而周恩来对邓小平又是如何支持的呢?     

邓小平与周恩来的深厚情谊

邓小平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后，周恩来尽己所能，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来又竭力为邓小平复出创造机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终于使邓小平得以复出。邓小平复出后，     

晚年周恩来与邓小平二三事

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曾经与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已故）、卫士高振普多有交往，并聆听了他们叙说的晚年周恩来用他生命的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和要邓小平“忍一忍”等感人事迹。     

周恩来1966年的困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忙于国事中的周恩来，对这场浩劫的到来感到难以理解。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文革”之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     

王海容、唐闻生在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二)

3.王洪文当晚飞长沙状告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警告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江青！” 王海容、唐闻生对周恩来表示:一定向毛泽东如实汇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对王海容、唐闻生揭露道:“江青有野心！”他老人家向王海容、唐闻生一字一句交代: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     

周恩来与“长沙决策”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就在中央文件下达的同时,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几个月里一直不苟言笑的周恩来,这几天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一 然而,1974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1月25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颐指气使,动辄训人,无限上纲,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     

中南海服装师眼中的领袖们

提起田阿桐这个名字，在中国时装界几乎无人不晓。他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和国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由他首创的“毛式中山装”在中国公务休闲时装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那么，田阿桐是如何走进中南海的？在半个多世纪的裁缝生涯中，他又有哪些难以忘记的记忆呢？     

关于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思考

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组成国务院,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和政府日常工作。邓小平等同志受命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开始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大力整顿,为消除“文革”动乱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研究和总结这场斗争的历史经验,不仅可以学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求实作风和为人民利益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成了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总理遗言》——三十年前的中国“头号反革命案”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中国政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来,周恩来遗留下的总理位子将由谁来替补。“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对此位虎视眈眈已非一日;二来,周恩来的影响和人格魅力,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和环绕在邓小平周围的一大批老干部身上,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是个巨大的障碍。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给邓小平接任总理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三来,“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将近十年,“四人帮”及其一伙的倒行逆施,越来越不得人心,毛泽东对他们一再提出警告,他们已到了狗急跳墙、孤注一掷的时候。…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连载四)

温都尔汗沙掩落日,南昌市郊眼跳眺曙光/毛泽东黯然反思,陈毅追悼会春寒透暖/周恩来苦心力促,“打不倒的小个子”潮平帆悬 197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邓小平在江西省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和工人们一起,听了传达的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于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的中央文件。这是邓小平自被打倒以后,第一次享受听传达中央文件的“政治待遇”。在两个半小时的过程中,他神情专注,一言不发,听了中央文件以后,工厂以车间为单位组织讨论,邓小平只是静静地听,没有     

"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

周恩来是20世纪的伟大政治家之一,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他对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他精力充沛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谦虚谨慎、周密细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直深深地留在亿万人民的心里。《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讲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事。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以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处于斗争漩涡的中心,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而艰难的局面,他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中间许多棘手的两难处境,也许是后人根本难以想象的。在谈这个问题时,中…     

周恩来去世前后的政治较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曾经多次袒露过他的心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短兵相接的交锋四届人大的“组阁之争”以“四人帮”失败而告终,但斗争仍在继续。对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