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治理中农村积极分子的角色演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治理有效"是总要求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多数,农村治理的效度关系着国家治理的成败。历史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过程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群体——农村积极分子,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生态保持了高度一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积极分子的"觉醒",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分子政治下的"新生",集体化时代全能政府下的"没落"到改革开放初期猝不及防的"迷失",再到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中的"回归",正是在农村积极分子角色演变图景中,彰显了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政党)基层治理行为之间的深刻互动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若干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是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体现为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的现代化,党的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内生的逻辑性,双方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唯有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党才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发挥好领导核心的作用。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系统工程,应从提升对制度的建构与执行能力,从制度和组织层面加强政党自身治理,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等方面下功夫,从而达成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性互动。     

主持人语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同时就是实现法治化的过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须依赖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才能实现。因此,法治治理与实施问题成为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枫桥经验”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枫桥经验”中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做法．体现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反映了农民要求法治的诉求,代表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价值——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提出与实施,促进了党和国家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加快了国家现代化建设步伐与社会发展进程。重温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无疑,对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其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二,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为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思想内涵提供了深刻启示;其三,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步骤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从“闭关自守”到“命运相连”——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谋划战略全局的深远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过去的"闭关自守"到今日的"命运相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是将国家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谐统一的理性选择,是建设"和谐世界"的时代需求,也是实现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共存共赢的重要途径.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与前瞻

正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作出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重大部署以来,社区治理创新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工程、全面深化改革的配套工程和群众感受改革的民心工程,被提到了更高层面、赋予了更多内涵、注入了更大动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基层工作很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新时代民政社会治理工作的科学定位和着力点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社会管理以来,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社会治理"概念。民政作为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建设者,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在思想和行动上要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门阶条件初探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完整开放的巨系统,有了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有可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可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定的"门阶条件",包括:实现依法治国,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且边界清晰;社会治理秉持协商共治共赢的实践路径。实现这些"门阶条件"的纽带则是执政党的政治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治理的战略定位——基于党内文件的考察

广义语境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社会领域的各种政策和措施都可被视为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具体形式。以不同历史阶段中党的相关文件资料为基础,可以梳理出社会治理以社会管控为形式的政治附属、以社会管理为形式的发展要求、以社会治理为形式的改革工作、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形式的战略任务的战略定位演变历程。这一历程表现出层次升级化、内涵明晰化、"社会"扩大化和治理主动化的演变特征。十九届四中全会后,社会治理成为一项战略任务,要深入把握党对社会治理的战略定位规律,从战略的高度对社会治理做出未来展望。     

基层社会治理综合体:市域社会治理的基层创变——重庆市"和顺茶馆"新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指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概念.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首次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制度进行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市域是重大矛盾风险的产生地、集聚地.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能力和统筹能力,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指挥部.中央有指示,地方有行动.市域治理对象更多样、治理问题更典型、治理体系更完备,需要市域层面加强顶层设计、进行宏观指导.与省域相比,市域直面基层一线,直面社会治理各类问题,需要拿出微观层面的操作方案和具体解决办法.     

积极分子与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基于非公党建行动者策略的考察

在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安全阀,而在非公企业的政治结构中,党组织活动中的积极分子是企业内部政治稳定的安全阀。"积极分子"的解释框架,包含了党组织力量和社会网络两个重要维度。通过在三省五市开展的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考察了四种不同类型的非公党建行动者有可能成为积极分子的情况。其中,越靠近党组织力量和社会网络,他们成为积极分子的可能性就越大。分析认为,积极分子与政治结构的稳定性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积极分子能够促进政治结构的稳定。因此,执政党可以通过调动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以实现党组织有效嵌入公司治理和改善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促进政治结构的稳定。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主线和框架结构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和实施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总称。国家治理是贯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主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党内治理等维度,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么治理国家"这个时代课题所作出的科学解答。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中国梦为奋斗目标,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主题,以"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为路径方略、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方案,以人民主体为根本价值立场,构成了内容丰富、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基本框架结构。     

十八大以来国内关于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述评

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共中央为承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任务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术界以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契合为出发点,对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性、价值功能、问题与挑战以及完善路径展开了多维度的探索,并清晰地呈现了十八大以来学术界从围绕协商民主理论本身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探究协商民主相关问题的理论转向,推动了当前协商民主实践和理论创新。     

现代国家治理话语下的协商民主北大核心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发端和定位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党、国家和社会发展层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和发展保障。从历史性、现实性与前瞻性上精准定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位置,将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环节。完善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就是要站在整体性、系统性的高度,从强基固本、构建体系、提升能力、做实效果四方面寻找完善路径。     

“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创新

<正>"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1]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浙江省诸暨县的"枫桥经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成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宝贵历史经验。一、回归"枫桥经验"的最初文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在于"枫桥经验"从提出到当下经历了一个转换与发展的过程。研究"枫桥经验"首先应该回到问题的原点,以探究事物与     

现代国家治理话语下的协商民主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发端和定位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党、国家和社会发展层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和发展保障。从历史性、现实性与前瞻性上精准定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位置,将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环节。完善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就是要站在整体性、系统性的高度,从强基固本、构建体系、提升能力、做实效果四方面寻找完善路径。     

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提出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治理改革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概括新时代十年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从聚焦政府机构和职能调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升、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化设计、从“部门化”行动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与重塑，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