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厘定

刑法关于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应如何理解及运用 ?文章以杨某脱逃案为切入点 ,系统阐述了二者的由来、构成条件、区别及认定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该案的判决     

犯罪实行行为及其判断标准

社会相当性理论作为社会行为论的一种,既是解决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依据的理论武器,也是犯罪实行行为判断标准的理论依据。社会相当性理论不仅考量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的恶,同时更侧重行为本身的恶。因此,相对于单纯的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在解释实行行为的刑法意义上更有说服力。     

着手实行犯罪刍议

着手实行犯罪是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区别点,正确理解它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在实践应用中还应当注意见个问题。     

犯罪实行行为论

著者西原春夫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是我的著作《犯罪实行行为论》（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的中文版。正如原著‘前言’中所述的那样，1998年3月13日，我迎来了古稀之年（年满70岁）。     

我国犯罪预备处罚原则反思

我国刑事责任评价的时间起点是犯罪的预备行为。我国刑法以处罚预备犯为原则,有助于严密刑事法网,将犯罪遏制在萌芽阶段,充分发挥刑法预防功能,但其与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与刑法谦抑精神相违,缺乏实践操作性。刑法第22 条已经名存实亡,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规定,建议修改刑法时予以删除,同时将一些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罪名。     

体育领域暴力恐怖活动犯罪控制路径探析

体育领域的暴力恐怖活动犯罪往往具有生成背景复杂、主体复合、形式多样、危害严重、影响深远等特征。防范和控制体育领域的恐怖活动需要发动社会各种力量并运用多元手段加以应对,而构建多层次的法律控制体系是最根本的路径。法律之外的控制路径主要指提倡绿色体育、营造纯净的体育人文环境,提升体育活动的安保规格,构筑多元化、多层次的防控力量体系,切断恐怖活动的经济来源等。应对体育领域暴力恐怖活动犯罪的法律控制路径则包括构筑严密协同的反恐法律体系和构建切实有效的司法介入路径等两个层面。     

恐怖主义犯罪:理论界定与应对策略

恐怖主义犯罪定义上的诸多分歧,意味着对该犯罪定义的难度,也决定着需要寻找新的问题解决之道.要素分析法不仅可以表征恐怖主义犯罪之形式,而且反映了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因而是一种可取的定义模式.立足于要素分析法,恐怖主义犯罪就是一种以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为主体实施的、旨在制造恐惧或恐怖气氛的各种犯罪的简称.而要合理应对恐怖主义犯罪,中国需要坚持“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并完善反恐方面的刑事立法.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犯罪化

在交通肇事罪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应当予以独立的刑法评价。惟有如此,对于交通肇事罪有关的几个的问题,如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未逃逸而不作为致人死亡的认定,故意杀人后逃逸的处理,刑法理论才能自圆其说。     

破坏生物多样性犯罪中的非犯罪化反思

随着科学和社会经济发展,大量的野生珍贵物种被人工养殖、培育,许多天然生长的珍贵物种也存在本身珍贵程度的差异和区域分布特点,《刑法》第341条和第344条将破坏该类珍贵野生动植物种的行为统一直接上升为刑法打击局面,严厉的制裁措施不仅与当前经济发展导向相背离,也不利于野生动植物种真正保护,给实务部门造成很大困惑。本文以珍贵、濒危野生物种保护的目的为视角,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刑法规制和野生动植物种保护法设置两方面对上述现象进行分析和发反思,指出仅仅依靠严打不能从根本上实现物种保护和林区稳定,实务部门在追诉破坏生物多样性犯罪行为时应注意非犯罪化处理的理性和依据。     

代聊手代聊行为的实行行为性界定

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将组织卖淫活动中的代聊手代聊行为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并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其实,有些组织卖淫活动中代聊手代聊行为既不是正犯或者主犯的直接帮助行为,又不符合实行行为的构造,不能以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上升为实行行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这种直接作用于帮助犯、间接作用于正犯或主犯的帮助行为,应当被认定为间接帮助行为.作为间接帮助行为的代聊手代聊行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依附于组织卖淫罪中正犯或主犯行为,发挥着次要或辅助作用,符合组织卖淫罪从犯的该当性和违法性.     

非犯罪化思想及其借鉴

非犯罪化思想的出现既有其哲学基础和现实土壤 ,也有其法律理论依据 ,其具体表现为刑法谦抑思想和刑罚辅助思想。它不仅是一种现代刑法观念的实现 ,其更深远的意义体现在世界各国的刑法立法、司法实践中。这一观念的旨趣与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刑事政策思想相吻合。非犯罪化观念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分析

国内外关于过失危险行为应否犯罪化存在很大争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对部分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对犯罪化的过失危险行为的处罚要尽量经济合理,注重利用非刑罚方式预防过失犯罪的发生。     

新型性侵犯行为犯罪化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性犯罪保护对象主要是女性,对于男性的保护较为欠缺,而强奸罪的犯罪行为又仅限于“性交”,并不包括其他性行为,导致实践中罪刑失衡情况十分突出。近年来,一些新型的性侵犯行为日益增多,特别是婚内强奸、同性强奸以及强奸男性的案例时有发生,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这些行为要么不构成犯罪,要么法定刑较同类或相似的犯罪要轻。鉴此,有必要重新调整和完善我国性犯罪的立法范围。     

法典化以来中国犯罪的刑法生成趋向

法典化以来中国刑法呈现犯罪化趋势,呈现法定犯比重趋大化和危险犯形式趋多化两种形态。中国法定犯的刑法生成的目的是秩序与安全,刑法生成内容是扩容与增量,表现为设置危险犯和多采空白罪状或叙明罪状以及大一统立法模式,应警觉法定犯的刑法生成过于功利倾向以及可能带来的新的制度风险,适时激活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危险犯形式趋多化表现为涉罪范围扩张、单位危险犯的犯罪种类增加以及抽象危险犯的犯罪种类扩大,应适度拓展故意抽象危险犯的刑法制度供给以及合理配置其法定刑,以充分保护法益。     

犯罪化立法进程应遵循的原则探讨

犯罪化是我国刑事立法发展的主导方向,在犯罪化过程中立法应当保持理智而谨慎的态度,遵循本土化原则,不能简单移植国外刑法的立法模式;应当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处理好行政权与司法权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客观分析刑法应对社会风险的作用,并保持刑法体系的良性调控机制,在犯罪化的同时适当非犯罪化。     

食品安全犯罪风险刑法规制之反思

以风险社会为背景研究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基本上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一种通行做法。但是,由于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所体现的风险并非贝克所指称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所以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并不能解释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频发的现状,风险刑法理论也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因此,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研究应从风险刑法回归到传统刑法的道路上。     

西方非犯罪化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影响

非犯罪化浪潮的产生和流行 ,对世界刑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既不能盲目跟随 ,也不能视而不见 ,要对西方的非犯罪化运动的背景、实质以及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比。非犯罪化浪潮对我国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刑法对行为样态的调整要体现法益原则 ,以符合社会保护需要为出发点 ;二是定量因素上应该从宽入罪 ,保证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     

非犯罪化思潮与我国刑事政策路径选择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论单位行为犯罪化范围的扩大

在我国,单位犯罪的成立必须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使单位犯罪的范围相当有限。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大量单位集体实施的刑法明文规定之外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在法律与现实的矛盾中,这类单位行为的处理该何去何从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