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无政府与合作:治理理论的三种图式

治理作为流行词汇的背后是治理被滥用的现实,因此厘清人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或使用治理意义重大。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通过对治理的核心问题"规则之序何以可能"等的考察发现,作为管治的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与走向合作的治理是研究者理解并使用治理的三种基本图式,而走向合作的治理是"治理"概念和理论的"最终"归宿。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关系:价值取向与推进思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向国内外鲜明宣示的政治理念,也是当前推进我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思路。全面理解与把握三者"有机统一"关系,需要从历史维度,回溯其确立形成过程;从价值维度,剖析一系列相关权威表述中蕴含的价值取向;从政策维度,研究当前全面实施推进的思路。     

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治理基础研究:问题识别、影响机理与治理路径

通过测算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并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分析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治理基础,可以发现,我国的谷物和口粮自给率均保持在了较高水平,但广义粮食自给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粮食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增加.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城镇化与耕地压力、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粮价补贴与国内外粮价"倒挂"四类因素对我国粮食安全...     

国际治理的中国元素：治理理念与行为模式

国际格局力量的分化与组合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显著特征,权力、机制与理念是观察当今国际局势的三个关键维度。中国基于变化的国际情势和自身国情,坚持和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基于责任意识、合作精神、共赢思维、和谐理念的国际治理理念,以推动国际治理的良好开展。同时,中国参与国际治理时要在制定国际治理理念、平衡国内外社会各方面利益及处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     

论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方法、视角与维度

赋值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赋值研究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分析方法.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从分析视角来看,表现为人工智能科学、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形态和人工智能体对国家治理的多重赋值和多源性影响作用.从分析维度来讲,表现为人工智能从赋益、赋义、赋能、赋权、赋则和赋责等多维度影响作用或赋值国家治理,甚至推动国家治理从"...     

话语、体制与投入:乡村治理中的义务教育——以LY县为例

处于乡村治理环境之中，义务教育的成长、变化必然受其规约、影响。通过话语、体制与投入三个维度审视乡村治理中的义务教育，厘清了农村义务教育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的发展历程，展现了LY县义务教育的具体情势。同时发现，乡村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微观体制及其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制约义务教育实现有效性、合理性及公平性的重要因素。透过乡村治理中的义务教育，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昭然若揭，而后者恰恰是农村义务教育模式的决定性因素。     

整体性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

整体性治理是在对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全新治理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和理想选择。其治理途径包括提升对公民需求的整体回应,加强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的整合,运用信息技术建设电子化政府及加强组织间协调等方面。     

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源流、特征及趋向

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呈现了技术决定论的历史演进与局限超越,聚焦技术对社会的塑造和技术对治理的建构,经历了社会修正、改进和发展的过程.从技术决定论、专家治国论到技术赋能和支撑社会发展,人类以技术逻辑建构社会逻辑,产生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思辨和实践."互联网+"和"区块链+"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技术逻辑的当代呈现形式,体现出算法确定的边界逻辑、数据构建的场景逻辑和多元呈现的风险逻辑.作为互联网时代的2.0版,"区块链+"实现了从私人生活连接、经济发展连接到政治活动有效连接的时代转向,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共治性"模式创新.面向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要兼顾好科技和人文的辩证关系,以智慧治理统合价值理念,聚焦打造有温度的社会治理体系.     

转型升级期的SEZ治理:体制本质、运行逻辑及面临挑战

中国为数众多的SEZ,虽采用各不相同的治理模式,但在本质上大体可以归之为渐弱式市场替代体制,即政府导引下的行政性经济治理.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SEZ的生成与治理依据的是经济的政治逻辑与政治的经济逻辑及其互动,其体制在非均衡性的多重委托一代理运作中面临诸多显在和潜在的挑战.转型升级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需要突破局部理性,基于市场和社会发育状况与需要更新SEZ治理体制,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合理确权赋能,把渐弱式市场体制这种超自主性结构发展成为限度介入式公共治理体制,以确立服务性结构、建立双向责任关系、确保公权力的理性化运作,促进SEZ治理优化.     

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

治道 ,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模式。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等构件 ,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等。从前者向后者的变化就是治道变革。本文探讨了传统治道和现代治道的基本内涵 ,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历程 ,以及治道变革作为一个无休止的变革过程的基本特征。     

霸权治理与全球治理

美国治理世界？ 《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段著名的话,我国国人一般集中争论谁是“劳力者”和“劳心者”或者“食人”和“食于人”的区分。其实,从政治学的角度,“治人”和“治于人”的关系比“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分别更重要。     

协同治理：高等院校治理模式的新选择——基于高校权力结构变迁的考察

在我国高校权力主体走向多元、权力结构趋于扁平的背景下,实现高校治理各主体的协同已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协同治理理论切入,剖析中国高校权力结构现状,阐述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高校的必然选择。在分析我国高校权力结构变迁基础上,从治理价值基础、机制建设和理性行为培育等方面探讨高校协同治理的构想。     

集群的治理、创新与升级

集群网络的成熟度影响着集群的创新能力,集群的创新能力又决定着集群的升级速度。从促进网络成熟度的角度出发对集群进行治理就能有效地提高集群的创新能力。结合我国集群发展的现状,我国应建立集群内行为主体的准入机制,创造鼓励创新和促进信任的集群文化环境,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营造有利于集群升级的制度环境,从而促进集群的升级。     

战略、安全与国防财政治理

国家财政治理能有效推动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能力建设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外部环境正面临着复杂变化,要想改变“修昔底德陷阱”等固有观念,需要通过国防财政治理来提升财政在国防建设规划中的职能定位,持续强化财政战略规划统筹经济和国防的能力,及时消除潜在威胁,稳定地缘政治安全。国家战略、安全与国防财政治理天然地具有统一性,国防财政治理的效能越高,国家规划战略应对潜在安全威胁的选择性就越多,就越能巩固国家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城市治理现代化:理念、机制、途径——以西安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社会各个领域创新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具体到城市问题,需要从以往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向强调全社会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转变,要从理念、技术、社会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好与此契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西安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建立法治化、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机制,运用基层协商民主途径,推行"三社联动"模式,在城市治理决策中体现公众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切实从人民需要出发,体现便民利民目的;要在继承西安传统精神基础上建立具有西安特色的城市文化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城市治理的自觉与人文现代化。     

贫国与富国:基于治理理论的解释

本文通过对荷兰与加纳、新加坡与牙买加、日本与尼日利亚等几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国家贫富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而非资源。     

新地方主义、参与及网络化社区治理

公共部门职能、规模、目标以及责任的复杂性使其面临治理性难题,新地方主义通过强调参与以及推动公民精神的复兴,构建起基于中央—地方—民众多元化协同的网络化社区治理模式,从而使得民主和管理相得益彰。     

政府的“三种能力”:情境认知、组织调适与社会治理

政府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实施对社会的管理,而政府管理可以分析出三个要素,即管理环境、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从这一理论视角切入,政府组织的能力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管理环境视角的"情境认知能力",它是政府组织直面环境变化与应对环境挑战的一种能力:二是基于管理主体视角的"组织调适能力",它体现在"适应、控制与变化"的三个环节中:三是基于管理客体视角的"社会治理能力",它体现在政府作用于客体及其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