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责任事故罪罪过形式研究

近几年来,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得重大责任事故罪成为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国外刑法中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以及我国刑法理论界学说争议的分析研究,提出我国现行刑法中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间接故意、复合罪过都不宜成为该罪的罪过形式的观点。罪过形式之争的根源在于我国刑法中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理论自身的缺陷,导致的罪过交叉现象———罪过“模糊”。最后,根据对危害结果的“认识标准”和“关系类型”,对该罪过失类型进行了分类。     

试论过失犯理论的变迁与发展

试论过失犯理论的变迁与发展陆飚，胡鹰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生产、管理、交通运输日趋复杂化、现代化，过失犯罪的质与量大大提高，其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为使我们对过失犯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完整的了解，本文拟对过失犯理论之变迁与发展作一...     

德、日刑法犯罪过失学说介评

本文以德、日刑法理论为主 ,对其犯罪过失学说的历史以及过失责任的理论发展脉络进行了整理和归纳 ,对其过失责任根据的旧过失理论、新过失理论 ,新·新过失理论进行了评析。     

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刑罚区分之必要

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是刑法理论中经常探讨的问题,实践中涉及该问题的刑事案件亦多发,虽然该问题的区分在刑法理论界多有讨论并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区分标准,但在刑法的具体规定上并未对两种过失状态产生的刑事责任上加以区别,本文仅从一个典型案例对该问题加以论述。阐述区分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在具体量刑上的必要性。     

过失犯理论的变迁与发展

过失犯罪论作为刑法理论中的一大板块,应当在整个刑法学理论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受社会性质、人类认识水平以及刑法思潮等因素的影响,过失犯理论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高度复杂化、现代化,过失犯才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过失犯理论才得以发展。     

论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特征

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概念应舍弃意思要素，是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本文对该观点所依据的几点理由进行了分析，认为有意性仍然是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必然要素，并将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与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区别开来，认为危害行为的有意性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本身所持有的心理态度，而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有的心理态度，二者在内容、性质、功能以及法律后果等四方面存有显著的区别。此外，本文还对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归纳分类。     

刑法规定的过失犯罪的认定与论证

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分别在总则和分则条文中作了规定。刑法总则第15条规定了过失犯罪的定义及其负刑事责任的原则；在刑法分则中，有一些条文中明确规定了某种过失行为可以构成犯罪及其应负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刑法分则中，另外一些刑法条文中规定的过失犯罪，没有作明确规定，不论在刑法理论研……     

论英国刑法中的犯罪冒失——兼论第三罪过形态

英国刑法中的犯罪冒失是指冒不合理之险。在英国刑法中 ,犯罪冒失理论经历了主观冒失、客观冒失和主、客观冒失共存的发展阶段 ,并最后又趋向于主观冒失的回复。英国刑法中的犯罪冒失 ,不是解决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之间区别困难的第三种罪过形态。英国刑法中的冒失 ,由于与间接故意及过失的关系混乱 ,不宜作为第三罪过形态加以借鉴。     

过失犯的危险犯:以中德立法比较为视角

过失犯在没有发生实害结果的情况下,当然不能按照未遂处罚,那么是否可以按照危险犯进行处罚?过失犯的危险犯是过失论中较少涉及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较为疑难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过失犯的危险犯的存立有着较大的分歧。在德国刑法理论上,是肯定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的,即以实施一定的危险行为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过失犯,而且在《德国刑法典》中也有关于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规定。对比中德刑法的规定,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过失犯的危     

犯罪过失概念比较研究

中外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对犯罪过失概念认识的共通之处在于 :都认为过失是由于欠缺意识之紧张 ,以致欠缺对犯罪事实之认识及预见 ,或否定发生结果的可能性的一种值得非难的心理状态。而中外刑法理论对犯罪过失概念认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是立法体例不同 ,二是理论研究的深度以及理论对司法实践的影响力不同。中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应以注意义务为中心对犯罪过失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信赖原则理论研究

信赖原则是德日刑法理论中确定过失责任的重要理论,它在阻断犯罪过失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本文主要介绍了信赖原则的产生,理论渊源及其适用,旨在探讨在我国刑法中引用信赖原则的可行性。     

过失犯论的法理展开

过失犯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不同于故意犯的构成特征。我国刑法学中的过失论是从苏俄引入的,其特点是以法条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为中心进行注释性论述。随着将过失的本质确立为违反注意义务,我国的过失理论最终完成了从苏俄刑法学话语到德日刑法学话语的转变,由此而使我国刑法中的过失理论获得了生命力。在过去三十年间,我国对过失犯的研究从以法条规定为中心到以违反注意义务为中心,经历了一个过失犯理论的全面提升,而这一过失犯论的演变过程,也正是从苏俄刑法学到德日刑法学的转型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德日的业务过失等过失犯理论逐渐被介绍到我国刑法学界,并被我国刑法学所吸收。     

监督过失论略

监督过失理论是新兴的过失理论.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使人们感受到科技文明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感受到因科技误用、滥用导致公共安全事故所带来的威胁.在此语境下,监督过失被引入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之中.通过对监督过失理论的概念、性质、类型与成立要件的考量,监督过失理论还存在颇多的争议.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虽然不存在监督过失责任的规定,但在相关条文中隐含着监督过失的因子.为了社会公共安全,有必要对监督过失理论进行探讨.     

论罪过形式的“知欲构造”——兼论酒后驾车连续撞人事件的罪过定性

＂知＂和＂欲＂可以被分别用来对应罪过理论中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知＂和＂欲＂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知欲构造＂可以用来对罪过形式重新进行分类,而疏忽大意的过失将不属于罪过形式的一种。用＂知欲构造＂对罪过形式所作出的重新分类将有助于在刑法立法上适度紧缩犯罪圈和刑法司法上实现刑法的基本价值。     

浅析监督过失理论

监督过失是一种新兴的过失理论。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感受到科技文明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切实感受到了因科技误用、滥用导致公共安全事故所带来的威胁。在此情况下,监督过失理论被引入到了刑法理论之中。为了加强管理者的责任意识、保护社会的公共安全,有必要对监督过失理论进行研究。     

从一起放火案解析间接故意与过失的界限

主观罪过中的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有相似之处，在实践中容易混淆。刑法理论中的间接故意是指明知可能造成危害结果，而放任结果发生；过失是指应当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却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却因过于自信而相信可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监督过失的客观归责

本文是运用客观归责理论中的危险制造与危险实现的原理来解释监督过失的客观可归责性问题,这对于判断监督者、管理者的行为是否制造了刑法上所不允许的危险,理解监督过失与信赖原则的关系,以及解决管理过失中他人行为介入时对管理者的归责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德国附属刑法的立法述评与启示

德国之所以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与其国家结构、立法传统有关。关于附属刑法与核心刑法的界分,法益性质理论、规制对象理论及秩序属性理论均难以自洽。行政法规范与刑法规范“禀赋”不同,二者结合生成的附属刑法规范如何保障明确性原则,是德国刑法学的重点研究问题,例如,如何明晰大量诞生的不作为犯,在结果归属上如何使行政法与刑法同等严格,如何明确罪过形式、保障责任主义等。附属刑法规范的语义结构分为“自下而上”模型与“自上而下”模型。其中的层层援引现象对明确性原则形成挑战。违法性认识错误常常出现在行政犯领域。“核心刑法适用责任理论、附属刑法适用故意理论”的观点引起激烈争论。如何认识行政违法性与附属刑法的违法性,如何看待法律过失与行为过失,也是研究重点。从刑罚的目的看,附属刑法不利于消极的一般预防和积极的一般预防。我国若放弃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而采用附属刑法,则需要对以上系列问题进行充分的预估与研究。     

论我国过失共同正犯的规范前提——以《刑法》第25条第2款的规范构造为中心

我国过失共同正犯的理论与实务都是以《刑法》明确否定过失共同正犯的成立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既不利于实践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过失共同正犯理论自身的发展,因此有重新审视的必要。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发现,《刑法》第25条第2款的规范构造既是行为规范也是制裁规范。作为行为规范,该条所禁止的是引起法益侵害结果的过失共同犯罪行为。而作为制裁规范即是要对违反行为规范的行为作出评价。因此,法官在依照该制裁规范裁判案件时,是以过失共同犯罪行为为评价对象的。在具体定罪量刑之前,需要确定是否成立过失共同犯罪,进而将结果归责于各行为人,这就为过失共同正犯的解释论展开提供了规范前提。     

业务过失的刑法惩处不必重于普通过失

业务过失的刑法惩处重于普通过失是传统过失犯领域中的铁则,但业务范围的持续扩张使得业务过失与普通过失的边界不清,这造成了这一铁则在司法适用上的异议。更为关键的是,这一铁则的正当性在遭受批判后,为之辩解和反驳的观点始终给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业务过失(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类型,但我国刑法未遵守这一铁则,立法者根据现代业务过失(犯罪)的特点作出了契合我国实际的规定,这使得它的法定刑轻重有度。因此,以这一铁则为标尺来评判我国刑法中的业务过失(犯罪)规定并不妥当。并且,业务过失的惩处重于普通过失不是我国业务过失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