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合法性理论经历了古典民主主义、古典共和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发展,认为多数人的决定就是合法的.但在民主的漫长成长过程中.民主本身的一些缺点慢慢暴露出来:少数的影响、多数的暴政、代表的限制、少数的受侵犯.于是人们提出了民主的合法性的疑问.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提出了民主与专政的不可分割、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的经济基础这三大观念,从而较好的解决了民主的合法性的疑问.     

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程序民主是我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理想的民主形式，但是在现实的中国，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存在较大的反差，民主化水平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称。一方面我们把民主的地位提得很高，一直作为基本政治纲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民主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序方面创新不足，民主实     

试论“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意义

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治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针对当前我国政权体系面临的合法性威胁所提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战略对策。只要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体系真正实践和实现“三个代表”,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潜在政治合法性威胁将自然消解。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须重视程序问题

陕西省某副省长在上级领导考察干部期间,通过发短信息、打电话的方式,为自己争取选票,被中央组织部点名通报(《瞭望周刊》2007年2月5日)。     

执政合法性与党的建设转型

从合法性的视阈研究党的领导和执政问题,把政治学与党的学说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党的理论研究,是对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回应,也有利于促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改革和转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取得执政合法性方面提出许多思想、观点,有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也在实践中经历了风险考验,应该研究和总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就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符合人民和社会进步需要的好的党,发挥出党的先进性及领导与政治核心作用,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和宪政的要求规范党的活动等方面改进、加强和创新党的建设。     

协商民主的兴起与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勃兴与滥觞,为合法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发了其自古典规范主义、韦伯式经验主义以降的又一次范式更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协商民主理论家所发展的,基于“辩论的共识”的程序主义合法性代表了西方合法性理论的最新成果。     

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想 ,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逐步认识、把握和深化的结果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 ,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继承和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政治资源配置与民主政治建设——达尔政治资源配置与民主政治相关性分析的启示

罗伯特·A·达尔是当代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不是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而是重点关注达尔在叙述和构建其民主理论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政治资源。政治资源是达尔在叙述和构建其民主理论时使用比较频繁的一个分析变量,他以政治资源范畴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点,详细深入地探讨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达尔关于政治资源理论与民主政治相关性的分析和探讨对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统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政治哲学意蕴论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认识和解读局限于政治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但还要看到这本书背后蕴涵的政治哲学道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一定意义上,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所反映的问题就是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强调了统合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对其中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解读有利于从政治哲学层面加深对政治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论党内民主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

发展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以党内民主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得到巩固与扩大,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 :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现代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向度

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合理性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行对政党执政进行考量的两个基本向度。执政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本前提，也是政党执政后必须始终重视的重要问题。执政合法性主要涉及执政理念和执政绩效问题，执政合理性主要涉及执政方略、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问题。在现实中，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合理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都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论社会转型期党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出现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使党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并实现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建构,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努力,消解矛盾和冲突,才能增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营造持久稳定的政治环境。     

论党际民主的程序价值

程序价值主要有工具性价值和内在(独立)价值两个层次。我国党际民主充分体现了程序工具、先行、参与性统治、制约监督、公正与效率等六大程序价值,因此进一步发挥党际民主程序价值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任何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都离不开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有效支持。政治合法性解决的是“社会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文革”结束后,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摆在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前。邓小平从经济建设入手,通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培育、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构建了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如何持久执政的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总结这一思想理论,对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民主的角度谈党的执政合法性

"政党的合法性,归根到底只有从民主政治中才能获得."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但无论是作为价值理念的民主,还是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社会行动的民主,还是作为社会治理体制的民主,都能够为党提供执政合法性.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当以推进民主发展为己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系刍论

我们认为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过程 ,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完成进程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划分为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阶段的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所达到的特定境界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一定阶段的外在表现 ,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与特征之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该分成低层到高层的不同形态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互促进、共同推进 ,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认识的过程与成果的统一 ,具体操作与全面推进的统一 ,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统一。     

论延安精神与延安民主政治的有机统一

国内学术界对于延安精神和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都有深入研究,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却缺少系统研究。本文着重探讨延安精神和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对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进行系统性的阐述。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民主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处于当时的国内先进水平,在协商民主和民主的广泛性方面实际上也处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所以,研究延安精神和延安民主的关系,总结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经验,对于今天的政治民主化和科学化有重要意义。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多元社会的挑战,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国内一些学者将西方的协商民主引入中国,视之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本文认为,协商不但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而且已经在实践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同时我国的协商与西方所谓的协商民主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该积极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但同时必须从国情出发,始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