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在大陆的发展前景

重新审视和传承祖先文化的优秀精神,首当其冲要弘扬儒家仁爱思想和心性之学,以制造宽松的文化氛围。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因为只有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能够为第三期儒学的全面繁荣开辟道路。时代决定大陆新儒家一开始就要勇于承担空前的历史重任,将儒学从哲学人文领域一直推向和注入政治法律制度。打开良心的大门,开放思想言论自由,儒学当会重放异彩。儒家的许多思想主张可以转化为现代宪政理论。     

论孟子心性理论的深度悖论

孟子一方面把普遍性的"恻隐之心"与特殊性的"事亲从兄"分别界定为"仁义礼智"的"端"与"实",并肯定了二者间的互动转化,试图在君子"心性"中为仁义礼智奠定一个统一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依据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把"事亲从兄"说成是君子"心性"的至高无上的惟一本根,并由此否定了"心性之端"与"心性之实"之间的互动转化,结果陷入了难以消解的深度悖论。     

"原心定罪"的刑罚思想与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关系

"原心定罪"的刑罚思想虽源起西周,但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原因,其表述仅流于观念.在儒家心性学说兴起及深入发展的前提下,才使其有了更充分的理论保障和逻辑支撑,并在儒家学说尊为封建正统思想后而得到长期贯彻.     

宋儒对儒家实学的复兴与建构——基于排佛、批佛视角的考察

儒家实学是儒学在思想内容上的学说化、在实际操作上的具体化、在价值目标上的明确化,其在宋代的恢复和兴起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宋代儒家恢复和建构实学过程中,往往将对佛教的排斥和批判作为他们展示、恢复、丰富、更新儒家实学的理由和资源。宋代儒家恢复儒家实学的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通过对佛教本体论的批判和否定,以建构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本体论;第二,通过对佛教心性论的批判和否定,以恢复、确立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心性论;第三,通过对佛教伦理观的批判和否定,以恢复、确立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经世致用观念;第四,通过对佛教认识方法的批评和否定,以恢复确定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实测之学。     

儒家人性之先天特质

儒家的心性之学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且其"命"、"心"、"性"同"道"、"理"、"情"等重要范畴具有极大的粘连性,从而使之呈现十分复杂的面貌。然而,从总体上说,儒家心性具有先天特征。虽然从内容上说。不同儒家对人性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它指人的形色之类生物(理)特性,有时指人的欲望、情感之类心理特性,有时它指人的主观精神(心)。有时它指仁义礼智等道德品性,但是,它均是在"生之谓性"和"性自命出"的致思取向上获得自身规定性的。     

论儒学思想家的理想人格及其德育价值

追求仁义,“学为圣贤”是儒家的普遍追求。他们注重内在修养,追求高远,看重社会责任的担当。他们认为要实现道德理想,应当明确自己的理想,磨练坚强的意志,学会取舍,不断注重内养和积累。学习儒家道德理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引导青少年磨练意志、修养心性,从而引导其追求较高的人生目标。     

儒家人性之先天特质

儒家的心性之学可谓博大精深.深远流长,且其"命"、"心"、"性"同"道"、"理"、"情"等重要范畴具有极大的牯连性,从而使之呈现十分复杂的面貌.然而,从总体上说,儒家心性具有先天特征.虽然从内容上说,不同儒家对人性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它指人的形色之类生物(理)特性,有时指人的欲望、情感之类心理特性,有时它指人的主观精神(心),有时它指仁义札智等道德品性,但是,它均是在"生之谓性"和"性自命出"的致思取向上获得自身规定性的.     

论佛教心性本体论对宋明儒学的影响

儒家思想有源远流长的心性论传统。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将儒学心性论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与其对于佛教心性本体论的吸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哲学诠释学方法来看,宋明时期的儒家对于孔孟思想的诠释在整体上超越了汉儒和韩、李,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以有系统而极富思辨的佛教心性论作为"前理解"。宋明理学是以儒学为本位而适当吸收佛、道的若干方法和理论命题的,因而仍然保持了理论的独立自主性。程朱理学固然与佛学有本质的区别,而朱熹以"全是禅学"来批评心学也是不公正的。儒学本身的思想资源无疑是作为"诠释对象"而起作用的,佛教心性论只是作为"前理解"而起作用。也就是说,在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中,佛教心性论只是一种思想背景,而孔孟学说才是"本源"。     

后儒家论纲——儒家传统的自我否定与重构

所谓后儒家之“后”,是相对于原儒家之“原”和新儒家之“新”而言,意指后儒家根本否定它们坚持的血亲情理精神和特殊主义架构。所谓后儒家之“儒家”是就延续儒家传统自身而言,将它包含的种种健康因素以一种新型异质理论架构重新组合起来,从而使儒家传统能够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持续焕发出普世性的生命力,并对今后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其他文化传统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现代新儒家的“法治国”面向——以贺麟为例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贺麟,其法治观念在强调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孔孟程朱陆王的心性儒学时,也注重借鉴、吸收古代以及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是中西与古今交汇的产物。对贺麟法治思想予以深度探析有助于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本土智识资源。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新论

儒学传统中有丰富的"德治"思想.我们今天讲"以德治国"没有必要讳言儒家"德治"传统,而应从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得失的把握中,认清当今的"以德治国"与儒家"德治"的本质区别,充分认识我们今天提出"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正确性,以坚定地实行"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     

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文以载道”

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之用是儒家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诉求,其形成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包括新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儒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论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选择是由一国人民根据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做出的决定。创新和弘扬治理理念,必须要扎根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儒学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儒家治理思想以人性论、民本论、中庸观为理论基石。其中,人性论是其哲学依据;民本论是其核心价值;中庸观是其思维方法。系统把握这三大理论基石,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儒家治理思想,对于当前中国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孝道的重建——论儒家“孝”观念的生活情感本源

“孝”乃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在孔孟那里，孝道的建构本是立足于作为本源的生活情感的。但经过轴心期大转型以后，孝道逐渐僵化为一种道德教条，而遗忘了生活情感这个大本本源。当下我们要重建孝道，绝不能仅仅将孝道理解为道德教条，而应该进一步追溯其本源，立足于儒家“孝”观念的生活情感本源来重建孝道。     

道家伦理的精神哲学意义

道家从文明的开端就参与了中国民族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建构,是中国道德哲学体系与中国伦理精神最重要的原色之一。道家伦理具有重要的精神哲学意义。道家为中国伦理提供本体论基础,弥补了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本体缺失的不足;道家的隐世避世为入世的伦理提供了一个退出机制,使富有弹性的安身立命基地的建构成为可能;道家在儒家的人伦原理之外提供了一套扬弃人生和人伦矛盾的人生智慧。但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人格构造中难以弥合的内在分裂,道家伦理在中国伦理精神的体系中终不能成为主流和正宗。     

明代小说评点伦理意图的形成

古代小说评点的伦理意图一般是用儒家伦理德目作为规范来进行伦理说教，这一意图的形成在不同时期的小说中有所差异。就明代小说评点而言，其伦理意图的形成，与三个方面有关：其一，与经学注疏中的“微言大义”、选学传统中的价值取向、文章学传统中的文法意蕴有关；其二，与明代文人借评点来浇心中之块垒和书商借伦理说教来推销自己的刻本有关；其三，与评点中的小说主旨解读、人物情节分析、作者意图探寻、小说伦理重建等文本路径有关。     

儒家“礼节教育”的根本精神及其适用于东方现代社会的可能性

本论文的目的在于确立现代东方社会合理的礼节教育，我们首先回到儒教传统而探索其相关资源及其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对儒教思想中的礼节根本精神及其实践德目的探讨，作为礼节的根本精神的“礼义”与具体的礼节仪式之间关系的探讨，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现代礼节教育相对于儒教传统的“变”与“不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在此前提下，我们具体讨论了儒教的礼节教育如何适用于现代东方社会。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