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裁判的既判效力与再审制度的协调与平衡

基于人们对实体公正的需求和司法本质的认识,再审程序一直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它有着纠错、救济、监督和保障等多项功能,但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诉讼规律认识的加深,程序公正的作用日益凸现,其中既判力理论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既判力理论对判决的稳定性、司法的权威性及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效应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两者所促进的具体价值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冲突,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准确划定两者起作用的范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民事诉讼既判力理论之管窥

民事诉讼既判力原则发轫于古罗马,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司法力量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保障。但中国法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却呈现出匮乏局面。本文将以既判力的概念为契入点,通过分析既判力原则的本质,厘清其价值基础,并对其在中国遭遇的现实困境进行评述。     

浅议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既判力是一国司法判决权威的表现,而既判力主观范围（即既判力人的范围）,确定的判决不是无限制地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既判力原则上只对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有效,在特定情况下,其也会向案外第三人扩张,包括当事人的继受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第三人、诉讼担当时之利益归属主体。这种适度的扩张是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与社会现实情况相适应的必然结果。     

既判力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既判力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制度,在维护司法权威和法制安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我国学者涉猎较晚,对其各方面的研究尚未成熟。运用文献分析法对既判力制度的研究作简要回顾和展望。     

论仲裁裁决的既判力

既判力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基本概念,是指"确定终局判决的内容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我国的仲裁立法并未纳入既判力理论,导致仲裁实践中对于此问题的处理没有通用的标准,不利于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既判力理论已发展成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许多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中也有规定。承认仲裁裁决的既判力,是维护仲裁制度的性质和价值目标的必然要求,并明确仲裁裁决的既判力的适用范围。     

判决既判力问题的反思——以国际民事诉讼为视角

判决既判力理论的确立,对解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发挥重要功能。既判力在理论上区分为程序效力与实体效力,但国内判决并不当然取得在国际上的既判力。就其本质而言,既判力与一事不再理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差异。外国判决的既判力在域外的承认存在主观、客观、时间三重范围。我国新近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对外国判决的既判力采取了排他的立场,对此值得反思与质疑。     

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域外样本与中国路径

既判力是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的基本概念。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对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提出了要求,对此,我国立法及理论却鲜有涉及。立法的空白、与诉讼法内部理论体系的不契合以及与实体法理论体系的衔接不当,导致了其在实际适用中的混乱。德、日、我国台湾地区均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学说对其类型化的分析也相当成熟。我们应当以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的域外样本为参照,构建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中国图景。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反思——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着眼点的分析

在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随后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却回避了这一争议颇多的问题,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最模糊的阐述.事实上,我国现行的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代表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的困境,这一问题亟待解决.因为我国偏重追求实体正义价值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不存在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所依赖的制度基础,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设立该规则的现实需求.所以,我们应当废除当前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作为证据合法性判断与排除的依据.     

刍议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随着最高法院2002年实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我国首先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一规则过于原则性,不够详细具体,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通过分析国外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认为应从明确规则中的概念、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及对规则规定应更宽松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     

论我国的民事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证据排除规则是民事证据规则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实质是排除妨碍司法裁判人员做出公正裁判的证据材料。我国的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主要体现在司法解释中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很少。作为民事诉讼实践的采证准则之一 ,民事证据排除规则既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原则性 ,又具有很强的实务性和操作指导性 ,建立和完善民事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以台湾地区争点效的要件为借鉴

既判力只及于判决主文中对于诉讼标的之判断,判决理由中的判断无既判力。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对后诉有一定的拘束力,即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4项规定了判决理由的预决效力,但尚待完善。我国台湾地区争点效的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预决效力的已确认事实应限于前诉的主要事实,受预决效力约束的当事人应与前案当事人一致。前诉判决的已决事实可因在后诉中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而直接导致相异认定。     

诉讼系属法院理论对我国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论建构

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古罗马的＂一案不二讼＂,后发展成既判力理论与禁止双重危险理论。既判力理论确立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确保法院裁判的终局性,在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提高司法效率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其无法解决在案件得到法院终局裁定前,控方的重复起诉问题。禁止双重危险理论从禁止被告遭受两次痛苦角度,来禁止控方的双重起诉,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其在制约控诉机关诉权的行使,有力保障被告人人权方面作用显著。但＂危险＂难以界定。而诉讼系属理论却能解决确定判决以前的重复追究问题,且具有相当的确定性,与大陆法国家的法律文化与制度相适应。我国应当以既判力理论与诉讼系属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理论上建构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     

论既判力的相对性

在既判力的研究中,强调较多的是既判力在确定判决效力上的强制力,对其相对性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文章对既判力相对性存在的制度意义、表现以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多角度地挖掘既判力制度整体上存在相对性的规律,寻找调控既判力相对性强弱的方法。     

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分析

民事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与刑事公诉中检察机关保护的国家利益是不同的,并且检察机关不能很好地兼顾个人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这并不代表检察机关无所作为。基于既判力扩张所造成的利益扩散,民事公益诉讼迫切需要检察机关进入。同时"放射状"诉讼结构之下复杂利益格局更是需要检察机关做好检察监督,而立法上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概括,需要予以细化。     

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受理条件研究

自2002年我国承认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开始,法院在专利权人发送警告信、专利权人不作为和专利权人撤销侵权诉讼三种情况下均受理此类案件。本文在分析我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相关做法,建议修改2009年司法解释第18条的规定,并将2009年审判意见第13条规定的第二种情形纳入司法解释范围,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受理条件。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今我国的刑事政策。监狱的宗旨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监狱的根本任务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在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中,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才能更有效地改造罪犯。     

浅议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理论反思与制度构建

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仅在侵权法领域适用,排除了在合同法领域适用的可能。然而在合同违约的情形下仍然可能造成守约方严重的精神损害。同为精神损害,只因造成的原因不同而不能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其公平合理性便值得斟酌。纵观国外立法和司法判例,均在不同程度上认可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加之现代法从形式正义转而追求实质正义的发展趋势,在我国逐步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符合现代法发展趋势和现实需求的。笔者拟通过初步的理论分析和反思,提出在我国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民事诉讼预决事实效力理论基础之选择

关于预决事实在后诉中的效力理论基础,主要有三种:既判力、争点效和事实证明效理论。我国应当采纳哪种理论,学术界分歧严重。《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充分反映出制定主体在上述三种理论间摇摆不定、难以抉择的心态。鉴于三种理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且无法将各种理论优点集于一身,综合权衡,我国未来立法还是应采纳争点效理论为佳。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刍议--兼论两大法系鉴定制度之比较

司法鉴定制度是现代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以及借鉴两大法系鉴定制度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当采取诸如加强对司法鉴定人员的资格认证和管理工作,建立与完善司法鉴定程序制度和取消法院系统内部设置的司法鉴定机构并加强民间鉴定机构的建设等一系列措施,来维护司法公正。     

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制度

司法公正是法律的生命。刑事诉讼中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公诉意见改革的深入,国内一些基层检察院纷纷开始试行量刑建议制度,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前在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以促进量刑公开和透明,实现量刑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