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概念：规则及其意义——梁漱溟法律思想研究之一

梁漱溟虽然未对“法”或者“法律”做出过学院式的定义 ,但其思想中却自有关于此术语的理念预设与预期。他的“法”的概念蕴含着广泛的历史文化内涵 ,具体体现在“秩序的制度化”、“公众意见”、“生活方式的表达”、“合理的人世规则”以及“法律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秉性”这五方面。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伦理价值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奠基人和理论先驱,他致力于儒家伦理的现代化工作并以弘扬儒家伦理文化为己任。本文从他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入手,在融合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基础上,对农村及农民问题努力解决,对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论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法治的变革,而主导这场法治变革方向的不应该仅是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的纯洁性。家国一体,儒学与法律的交融使得中华法系远播海内外,影响深远,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彼此依托,情理法完美交融,使得两千年来的封建法制根深蒂固,生生不息。本文认为中国寻求现代法制的道路不必舍近求远,对于传统的法律文化应该秉承批判继承的方针去取其精华以找寻适合现代法制发展的因素。     

梁漱溟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法律生活

<正> 包括法律规则与法制秩序在内的传统中国的人间秩序,是因应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而来的外在措置,服务于这个族群的人世生活,并随其人生态度的因革而损益。这里所说的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是指中国人基于对于人性的基本预设和预期而抱持的人生价值与人生理想,对于合理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预期,乃至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等等关涉存在本身的终极意义的诸端。若从中国社会被迫卷入世界性的所谓“现代化”这一过程历史来看,近代百年中国移用西式法理与法制所导致的法律规则与中国固有的人间秩序不可避免的内在紧张,而形诸广泛、严重的所谓“有法不依”现象,造成中国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失范,可以说,症结即在于法律规则背后的“人生态度”的捍格。     

传统中国法的创制与运行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基本都有属于自己的律典,彰显统治的正统。由于存在崇古情结等因素,统治者一般对当朝律典不予改动,而是通过立法创制变通的法律形式适应统治的实际需要,同时在司法层面上由司法官通过情理考量灵活处理案件。在这些做法的背后,传统中国的经权思想和衡平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     

试论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形成

梁漱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也是我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在他的一生中的思想几经转变,开始信奉西洋功利主义,而后转向佛学,最后又转归儒学。他对儒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对儒学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他的新儒学思想主要包括中国文化早熟说和对陆王心学的皈依。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现代价值

中国土地物权、行政、司法等传统法律制度均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一田二主”制曾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时值今日仍有其现实的生命力。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行政管理体制都有“理性行政”的特色,近代西方将其引入并改造为通行西方世界的文官制度。目前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价值理念上与儒家的和谐思想与调解制度有诸多近似之处,封中国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均有借鉴意义。     

论法律价值的模糊性

法的模糊性是指法律元素具有的性质与类属不完全的特性。法律价值作为法律的重要要素具有模糊性,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价值形态及其运用的模糊性;二是诸价值之间的关系具有模糊性。法律价值的模糊性是一切法的模糊性的根源。     

荀子的法律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精华在于提出了礼法结合的设想.荀子认为要重建社会秩序,"礼"是必不可少的。在强调"礼"的重要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法"的重要意义,法律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荀子在吸收百家之长的基础上,提出了"隆礼重法"、礼法并举的主张。荀子的这一主张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吴经熊与马锡五:现代中国两种法律传统的象征

清朝末年以后的中国法律传统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这一现代法律传统又可以分为两翼:以吴经熊为象征的西方化的法律传统与以马锡五为象征的乡土化的法律传统。二者各具价值、各有自己的空间与领域。这就有必要正视两种法律传统之间的隔膜与对峙状态,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     

中国礼法传统的现代价值

我们传统上的民主与法制与西方有所区别,但是,并无规定民主与法制的表现形式一定和西方保持一致。中国难道不能形成中国自己特色的民主法制么?在"西方思维正确"先入为主的思路下,我们的努力往往就陷在了一个又一个的误区里面,越是努力,结果离我们期望的目标越远。     

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论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正> 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Berman 1918——)是美国比较法和国际法、法律史、商法以及法哲学诸领域公认的权威,世界著名的苏俄法专家之一。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式》(以下简称《法律与革命》)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晶,其创意始于1938年,至1983年问世,时间跨度竟达45年之久。全书洋洋洒洒不下70万字(据中译本),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作为西方法律传统背景的民俗法,探讨了伴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西方法律传统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等问题,堪称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     

宪政:中国的困境与出路——梁漱溟宪政思想研究

本文述介梁漱溟先生关于宪法与宪政的基本看法 ,特别是他从不同人文类型的观照中对于中国模仿、移植西方宪政的困境的分析 ,有关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思虑 ,同时并述及各种政治力量对此所作的反应 ,指出在中国近代百年宪政思潮中 ,梁漱溟宪政思想的特立卓越处。     

法律的理解与现代法学

我国的法制建设自 80年代以来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 ,我们在法制建设中也碰到了许多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法律的认识问题。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存在着许多矛盾和相互冲突的地方。这种不和谐已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在相当大程度上引起了我们思想上的混乱。这个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国法制建设健康发展的前提是我们在思想上应对法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如何在现代语境中认识传统中国法——对寺田浩明“非规则型法”概念的思考

容易"概念错置",是在现代语境中研究传统中国法的先天障碍。日本学者寺田浩明以西方法为标准,提出"非规则型法"概念以重新认识传统中国法。本文对此新概念进行评述,并思考如何在现代语境中用传统中国法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     

苏联法影响中国法的几点思考

中国从20世纪初放弃古老的法律文化传统,开始移植西方大陆法,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全面接受苏联法的影响。而且,中国对苏联法并不是放弃自我的完全接受,而是有所选择,并试图借助苏联法建构自己的法律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独联体国家断然放弃原苏联法模式,纷纷转向西方各发达国家,而中国仍坚持某些固有的法律原则,这一现象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也是制约现阶段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发展的主要障碍。     

法律必须认真对待习惯——论习惯的精神及其法律意义

习惯由个人习惯(含本性和习性)与社会习惯(含习俗、惯例)构成。个人习惯是社会习惯的根基和源头,是习惯的核心和力量之源。习惯的精神是个人性而不是社会性。习惯精神个人性的法律意义在于它能改善法律自身的内部结构,强大其功能,为法律顺畅运行提供了最基本的内部力量、广泛的人性基础、深厚的合法性根基及其获得合法性的自然化机制。法律要想获得人们普遍而有效的遵循,必须认真对待习惯。     

传统法律思想研究的近现代嬗变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体例为学科发展和法律思想的传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逐渐转向以问题研究为中心、以法理阐释为目的的研究方式，并衍生出法律思想史的国学、法哲学、部门法和法文化等研究维度。作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继往开来的传统法律思想研究应该在构建“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法学图景过程中产生更大的价值。     

论中国的法律观

<正> 本文不想论及中国数千年所具有的全部法律观念,而只想谈谈儒家的法律观念. 所谓典型的儒家观念,它围绕着一种基本的二分法,即礼与法概念的区分.该种划分不仅具有特殊的古代根源,而且它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相关联. 礼是与孔子的伟大形象相联系的,而法则与专横暴虐的秦王朝相关联.现在,我们可于惯用的英文中找到礼、法这两个词的对应词.礼被译作"Propriety",而法则被译作"Law".基于这种翻译,人们可能认为,在中国对于"Law"的任何讨论,都将围绕中文"法"这一概念.不幸的是,实际情况颇为复杂.与"Propriety"这个在含义上苍白无力的词相比,礼     

论法律的审美评价

法律评价一般认为包括形式评价、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合理性评价以及合法性评价等.随着法律评价理论的深入发展,审美评价成为一种新的法律评价方式和视角.法律的审美评价是指从法美学的角度对法律所作的审示、认识和评价.审美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法律评价维度,揭示了蕴含在法律之中的美.探讨法律的审美评价既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也对立法等法制实践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