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乡村治理:基层民主与社会结构

对于乡村治理的多数研究过分聚焦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本身,忽略了支持这一制度有效运转的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发现,在乡村治理中,除了能够对基层民主制度起到约束作用的民间组织之外,还有一种类型的组织能够对基层民主制度起到激励的作用.发现和分析这种类型的组织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基层民主制度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在乡村民间组织还未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乡村治理质量超过了可预期的水平,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超过了乡村所需要的最低水平.     

我国乡村环境合作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乡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生态环境正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乡村生活垃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治理乡村环境,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合作治理体现了乡村环境治理的核心逻辑,突出了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和平等性的特征,是应对乡村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是维护乡村公共利益的必要举措。加强环境教育、建设生态型政府、完善合作治理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合作治理保障机制是乡村环境合作治理的路径选择。     

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一种新型乡村治理结构

"强县政",符合国家现在的政策,是实现"省管县"的前提,不是以前的县政乡派村治;"精乡镇",即不是简单的精简乡镇机构,而是转变乡镇机构职能,减去不必要又无力完成的职能,增加公共服务,特别是信息提供上的职能;"村合作",是各村之间的一个联合,以民间组织为依托,不是单纯的加强村级职能和村级财政,村合作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村整合的一个有效手段。     

用"合作的治理"取代"民主的治理"——评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的合作治理构想

近代以来,民主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张康之教授却认为其存在霸权主义倾向,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参与治理虽在理论上推进了民主理想,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依然是一个空想性方案.因而,张康之教授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变革问题时,提出了合作治理理论构想,试图用"合作的治理"取代"民主的治理".当然,张康之教授也指出,合作治理才是真正实质民主的治理,是对近代以来形式民主的扬弃.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治理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似乎能够验证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治理理论构想.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河北乡村治理中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

乡村协商民主就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利益攸关方的村民通过平等的对话、讨论等方式,围绕乡村社会中的公共问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河北乡村协商民主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探索出了月协商制度和搭建三个平台等形式。公共问题意识不足、组织化程度不高等因素阻碍了河北乡村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因此,发展乡村组织和培育协商文化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由之路。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良好乡村治理是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及其优化

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全面依法治国所强调的"法"是以国家制定法(硬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乡村社会自身孕育了大量的自治性软法规范,在因地制宜的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视角下,乡村社会欲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新格局,"软法性规范+硬法性规范"的合作共治路径在当下无疑是较优选项。软硬法合作共治能够实现制度互补,在发挥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弥补对方功能局限,有效协调多元共治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合作共治在乡村治理中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基础,但当下合作共治的法治路径并非完美无缺,依然需要对其进行优化,表现为规范软法生成过程、强化软法实施效力、协调软硬法实施中的冲突等。     

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北大核心

中国的乡村治理在古代与近世一直延续着简约治理传统,近年来则逐渐走向了科层治理的形态。本文聚焦于村级组织的结构性处境及其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的调适,尝试探讨简约治理向科层治理嬗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简约治理根源于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和内生的乡村共同体秩序维系能力,这样国家凭借疏放性的权力介入就可维持基层秩序与政治整合。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与社区“去公共性”,村庄共同体的总体性支配逐渐式微,地方权威日益消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与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大量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进入乡村社会,基层政权正努力构造一个更加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承接这些职能,并以制度化的科层监督使村务工作日益去人格化。由此,中国乡村简约治理的时代或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层治理的兴起。     

现代乡村治理方式探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乡村治理问题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机制,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乡村治理由来已久,但是过去的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合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农民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地的没文化的人,所以现代乡村治理方式的探究对于农村的发展进步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试从乡村治理的现状出发,探究新的出路。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精神培塑论析

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归因于人的现代化。公民精神源自人们对公民身份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塑造,是公民公共价值理念和行为自觉的凝练与升华,也是衡量当代公民素养的重要标识。在农民群体中积极培塑公民精神,对于改善乡村治理现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精神成长需要在尊重和提升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不断培植和强化公民精神的内在价值理念。     

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

生存政治、生活政治两个概念分别代表从传统到现代发展的不同阶段。生存政治阶段的主题是满足基本生存,生活政治阶段的主题是追寻多元的生活方式与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用生存政治、生活政治概念考察我国乡村社会变迁,发现当下乡村正处于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过渡期。从日常生活视阈来看,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农业起步阶段,都维持着一种生存政治的状态,相应的治理也以维持生存为导向。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才使农民基本摆脱生存政治状态并开始向生活政治状态过渡。转向生活政治的乡村治理应该进一步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供多元的社会参与方式、生活方式选择,促使治理方式由宏观的事本主义向微观的、以服务为主的人本主义转型,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提供更多价值观念、情感链接以及自我实现方面的选择。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④。     

南宋乡村治理中的乡村精英及其当代启示

南宋乡村社会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研究南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可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南宋乡村精英在国家的鼓励、个人利益驱动、社会文化道德教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事务,发挥着积极作用。南宋乡村治理经验的启示是,国家要采用相关鼓励和引导措施,要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重视道德文化教育的作用,才能实现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对于乡村社会的良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