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与非直接利益冲突

群体性事件增多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国群体性事件逐渐凸显出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点.非直接群体性利益冲突折射出部分群体在利益格局变迁中产生利益相对剥夺感.并逐步对物质利益分配的不满转向对社会公平价值的怀疑.直接消弱统治"合法性"基础.从直接利益冲突到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转变,表明冲突内涵和类型发生了本质的转变.现代社会的不公平感是导致社会冲突行为发生的主要中介变量.     

社会冲突视角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参与群体行为演变分析

环境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社会冲突问题,结合冲突演变的规律,环境群体性事件过程可以分为冲突酝酿、冲突凸显、冲突升级以及冲突消减阶段。冲突过程中,共同的环境利益诉求是促成集体抗争的根源;政治机会结构的变迁、可利用的多元化社会资源为集体抗争创造了条件,而体制内渠道无效则推动着集体抗争成为可能。所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路径应当以解决社会冲突为核心,加强各种机制建设,消除冲突根源。     

应对突发卫生网络事件的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人民的利益诉求及表达方式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根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起增加到六万起，参与人数亦增加到307万人。这其中，突发的卫生网络事件也在呈增长态势，     

领导干部要科学应对群体性事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等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类群体性事件呈现增长态势。如何科学、及时、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转型期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多源流分析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呈现多发态势,参与人数、发生频率逐年增长,冲突程度日益加剧。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对社会秩序、稳定产生极大冲击,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影响。社会群体性事件具有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线性的分析模式无助于深入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运用非线性的多源流理论分析群体性事件中问题源流、社会心理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浅析高校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及预防措施

近年来,高校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其发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校特殊的社会地位,使高校群体性事件不再单纯是校内事件,极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而演变为社会事件,因此,高校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和预防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着重从高校自身建设、学生素质等方面出发,探求高校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及预防措施。     

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合作治理机制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及其在不同的阶段，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尤其如环境冲突事件。为此，须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以及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等方面，阐释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并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警察公关策略研究

近几年,随着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加剧,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态势,而作为处置主体之一的警察组织,其公共关系策略的应用关系到事件处置的成败。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警察公关策略存在着意识薄弱、对媒体信息管理不到位、"官本位"思想、方法处置不当等问题;在完善警察公关策略方面需增强公共关系意识、加强舆情传播的管理和提高警方的公共关系能力。     

和谐社会背景下群体事件对策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我国社会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敏感发展阶段,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些矛盾集中显现,群体性突发事件呈现高发态势。为此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组织;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构建社会稳定预警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各种矛盾交织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高发态势。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分为民族群体性事件、宗教群体性事件等三种类型,由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民族和宗教影响,境外敌对势力干预等原因引起,有政治化、国际化、组织化的发展趋势。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要严格区分事件性质,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对社会控制的作用,建立健全处置事件的组织,建立多元化解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折射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次变化

作为观察社会矛盾变迁的窗口,群体性事件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矛盾的变迁。"无直接利益冲突"这类新型群体性事件的有增无减,反映出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变迁:参与主体多元化反映出社会利益关系的"断裂化";冲突手段暴力化反映出中国社会局部矛盾对抗性增强;矛盾生成复杂化反映出制度内利益渠道表达的迟钝化和绩效的有限性;事件现场演变的特点具有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     

群体性事件再研究——从公民社会的视角切入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数量增加和对抗加剧等特点和态势。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视角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公民社会建设滞后与公民社会组织匮乏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防治群体性事件必须积极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培育公民意识并提升公民有序参与、理性参与政治的素质,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组织,拓宽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化及其治理路径之思考北大核心

根据发生缘由、核心诉求等方面的不同,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事后救济型群体性事件和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两种类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性质、参与主体、产生的原因、发生的时间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通过对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变和治理过程的分析发现,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在整个过程中缺位是造成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且暴力化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此,根据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成因,分别建立有针对性的诉讼制度,畅通公众表达、参与和救济的司法途径是我们解决和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有选择。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表现形式。改革中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利益调整的失衡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广大群众较为严重的政治依赖性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政治根源;公民开放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与不适当膨胀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思想根源。     

群体性事件中的身份利益群体研究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正在由事项利益群体转向身份利益群体。身份意识在结构上可细分为身份认同意识、身份利益意识、身份排斥意识和身份抗争意识,它们会对身份利益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冲突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管理身份利益型冲突的目标、原则、策略和方式有别于事项利益型冲突,其管理目标应当定位于利益相关的各种身份群体间关系,促进各身份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政府的角色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管理机制和策略是设计公平和公开的身份群体间协商程序,并使协商过程和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形成能够在各身份群体间达致广泛共识的冲突解决方案。     

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与思考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呈多发、频发的态势,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必须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和特点,深入分析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着力提高处置能力,增强立法、普法和执法的有效性,建立健全预警机制,从源头上消除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稳定因素,推进政府与社会在群体性事件和其他危机治理中的良性互动。     

法哲学视角的群体性事件

冲突与纠纷是群体性事件的一般表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证，从而形成群体性事件的一般理论。在我国，对群体性事件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称谓和认识，从法哲学角度进行分析，有利于采取法律的手段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     

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出现群体性事件,但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可以预防的。从社会学价值累加理论的视角对群体性事件成因进行分析,可为解决群体性事件提供借鉴和指导。     

利益矛盾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与化解之道

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千差万别。从利益矛盾视角管窥,多数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群体利益矛盾、官民利益矛盾激化而引发的一种社会冲突现象。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阻滞、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重构滞后、利益谋取的价值导向机制不够公正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相应地,完善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利益协调机制的整合能力、实现利益谋取的公平最大化是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之道。     

法学视角下集体行动的概念与正当性辨析

"群体性事件"概念由于不能内含当前社会群体性冲突的维权属性,具有内在的缺陷。以"集体行动"概念指称这类群体性冲突,把集体行动视为是公民以联合行动的方式维护自身生存权利、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一种法律行为,可以将群体性冲突的维权属性涵摄在内,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冲突的本质。从法律冲突、法律效力、权利的性质以及人的自我发展等方面对集体行动进行分析,说明社会转型期发生的集体行动具有正当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