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布坎南和欧肯的建构理性与市场经济秩序思想述评

由于制度知识与制度理性的局限性,如何解读国家权力的运用不能偏离理性的价值要求,一直是市场经济秩序理论中不能不涉及的内容.哈耶克、布坎南和欧肯从建构理性出发,对市场经济秩序、国家制度设计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制度理性与经济转型中秩序问题的深入探讨——评《经济秩序的制度理性——以转型国家为例》

最近，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谈到“中国模式”时强调，回顾30年的历程，中国同时完成了两件事：高速增长和经济转型，这两者的结合让更多的人脱贫，而社会又保持稳定。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中性的政府。当我们提到“中性政府”时非常有意思，它涉及到怎么覆盖更大多数人的利益，怎么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好的环境，而这一切，实际上离不开“制度理性”。     

人类理性对秩序的探究

希腊人认为秩序意味着安排、结构的完善与美,秩序是与和谐的宇宙相关联的事物,并用"科斯摩斯"(κósmos cosmos)一词表示"秩序"。后来,人们逐渐从价值的层面上深化了对秩序的认识,并以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作用将秩序纳入历史存在的范畴,从而使秩序进一步获得了法理道统的价值基础。     

社区治理的多中心秩序与制度设计

组织社会的秩序分为单中心秩序和多中心秩序,前者是有指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后者是许多决策中心在一般规则体系中规制其相互关系的秩序。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自治的推进取决于社区治理由行政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的“嬗变”。由公共责任理念引导、公共规则规制的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将是摆脱“公地困境”、激发社区治理中的多中心因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集体行动和社区善治的重要条件。     

制度转轨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建构分析

制度转轨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一系列社会不和谐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则是社会转轨过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任务。实现对社会诸多环节和方面的整合对构建和谐社会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的理性反思

本文简要回顾了国企改革的历史,在梳理改革思路后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推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由于接受了主流派经济学家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建议,从而使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照搬了西方资本主导型现代企业制度,移植了雇佣劳动制度。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业已证明,这种资本主导型现代企业制度及其治理结构不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国情,从而没有可行性,只有危害性,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为此,需要在认真作出理性反思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情出发,重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     

制度转轨中的文化转型

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并存与交织而整体上远未达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制度转轨中的困境，也成为文化转型异常艰难的根本原因。文化无优劣之分却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弄清楚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劣势所在，在时代性背景下营造出文化的后发优势创新力，是摆脱文化转型困境的关键。     

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客观地存在着“社会保障需求扩张与风险扩张并存”的问题 ,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 与“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 ,完善体系结构统一、保障水平有别、二者相互衔接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 ;2 重点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与新型的、综合性的社会救助制度 ;3 在社会基本保险层次要充分发挥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作用 ;4 建立新型的社会化福利制度。     

马克思青年时期法哲学视野中的理性与自由--利益协调过程中理性的自由秩序状态

马克思青年时期法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具有价值理性、认知理性和工具理性三个维度,它们分别可以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由秩序状态的实现提供超验之求、认识之能和方法之用,并最终使利益协调过程中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生活为内在目的自由秩序状态成为可能。     

理性与社会发展秩序

在对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秩序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哲学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唯理主义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另一种是进化论理性主义或渐进理性主义。前者认为,理性是一种绝对之物,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可以控制自身和社会发展进程;理性是社会秩序生成的根源,社会秩序印规范、制度和社会组织,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而后者认为,理性不是万能的,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理解自身,理性具有一种不及性,理性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范围有限,社会秩序不是人的理性设计和审慎思考的结果,而是人的行为的结果,是累积性进化的结果,是人在不断的试错中形成的,自生自发的而不是理性设计的社会秩序才是最好的秩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超越建构论理性主义与渐进理性主义的对立。     

金融制度与金融秩序的理论及现实思考

合理有效的金融制度对形成良好金融秩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章着重分析我国目前金融失序的制度性原因,包括正式金融制度的缺陷、金融道德伦理维度的缺失和金融制度变迁路径的局限性,并对规范我国金融秩序进行一些思考。     

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秩序演变——时哈耶克秩序与规则的思考

本文对哈耶克的秩序和规则,从制度主义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并对双方就制度的定义、分类、演化变迁的理论进行了理论梳理和评价。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从制度形成和重要程度两个维度将制度在四个空间内进行分类,并对四类制度以及它们的演化变迁进行分析,以期结合双方的优点对制度进行反思和分析。     

转轨时期中国公务员制度开发机制的完善

新旧体制转轨时期 ,由于运行环境复杂多变 ,我国公务员开发机制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加以完善。本文从形式多样化、管理科学化与评估社会化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公务员开发机制完善的方向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务员开发机制的措施     

制度理性缺失与中国制度变迁的轨迹

一、从国有股上市的案例说起国有股和法人股的非流通性带来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问题 ,而国有股和法人股允许流通上市便成为国家、上市公司、机构、股民各方认可的政策取向。然而 ,在国有股以什么方式转换成流通股的问题上却存在极大的分歧 ,并成为影响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博弈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指望国有股以市场价格逐步流通变现 ,多数股民和券商机构则只认可国有股按净资产值或不超过２０倍市盈率的价格上市 ,两种价格之间至少有一倍以上的差距。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２日国家证管办公布了国有股流通上市的基本办法 ,随后深沪两地股指…     

和谐秩序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中国的制度发展中,存在这样的倾向:重层级秩序和外在制度,侧重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设计制度,而忽视内在制度、个体的能动性与社会流动性.要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就必须克服传统文化对制度建设的不利方面,取其精华,以和谐秩序推动社会的发展.     

经济转轨与"颜色革命"

部分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成因比较复杂:从政治方面分析,既有国际背景,又有独联体国家内部政治集团权力角逐的因素;从经济方面分析,是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从社会方面分析,促使广大群众参与“颜色革命”是十多年来经济转轨中出现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所致。反对派以揭露政府腐败为旗号,动员起数以万计的群众,通过“街头政治”夺取了政权。“颜色革命”的结果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并没有改变经济转轨的方向,也不可能真正解决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实践科学发展观三题：制度、秩序与法律观

科学发展观贵在实践。基于中国场景和法治的视角,径行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好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制度构建上的法治化;二是秩序保障上的和谐化;三是法律观念上的权利化和生态化。     

制度·精神秩序·民族精神--培育民族精神的新视角

培育民族精神的实质即该民族的精神系统内诸要素秩序化的过程.社会基本制度构造了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体框架,塑造了社会的外在物质秩序与内在精神秩序,并通过整合社会的精神秩序而影响民族精神的培育过程.加强社会基本制度建设,有利于推动民族精神的培育进程.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秩序建构与可持续发展——以制度融合为视角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扰动,使得系统均衡的稳定性成为制度变迁中的根本性问题。经济学家们对制度的效率功能、秩序功能及其内在关系的研究,为探索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提示,突出了制度在构建稳定的秩序、引导人类行为和减少不确定性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何在国家意志的正式制度层面上,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经济制度创新和社会秩序建构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培育和形成与正式制度相适应、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因素,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过程,建构稳定、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社会秩序,是中国经济转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理性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一系列实践探索,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军权私有的军事制度和历史现实,这构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军政关系的理论,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基础来源。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建构的一整套系统化、规范化的原则、要求和制度,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合理有序运行的重要层面。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继续发展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力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