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史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史家对于中国史学之理论的认识积累了丰厚的遗产.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包含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人们对于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性认识,我们称之为史学理论;另一个部分是人们对于客观历史发展的理论性认识,我们称之为历史理论.清代史学不仅在史学理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呈现出逐步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趋势.     

历史哲学的认识论批判对史学实践的意义

历史哲学的认识论批判揭示了以本体论方式认识历史的过程中所忽视的历史认识机制问题。虽然这一批判本身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历史研究的思维方式从此摆脱了科学主义的范例,使历史学的人文内涵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历史叙事功能的退化与史学危机--兼论历史评价问题

"叙事本位"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然而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史学却日趋与中国固有的历史叙事传统渐行渐远,由此导致了史学的空框化.当代的史学危机实质上是叙事功能退化所引发的传播性危机,而所谓历史评价也往往表现为非叙事的当下意识形态评判或价值评判,故真正的历史评价也有赖于历史叙事本位观的确立.     

关于转型期历史研究的思考--兼与唐德刚、耿云志先生商榷

以往中国历史研究常常忽视对转型期历史的研究.其实转型期的历史是历史发展全过程中最富内涵,最值得着眼的重点.研究和编写转型期历史,为史学研究与编写开辟了一条新的宽阔大道.     

文化遗产之争与中国史学的观念变革

近年采,国内围绕文化遗产(历史古迹、名人故里)的争夺日趋激烈.表面看来,这主要源自地方经济利益的驱动,但本质上却促动了一种新历史哲学的形成.文化遗产的真伪之辨涉及如何重新界定历史的本质,公众对这场争论的参与涉及公共经验如何重组历史的真实,地方政府对历史遗迹的景观再造则涉及如何拓展历史的价值.这场争夺彰显了历史作为实体的虚无性,以及历史真相作为公众共识的世俗性.历史古迹的经济化和景观化使历史成为消费品,但却依然没有背离历史作为价值存在的传统.在此,陷入古迹的真伪之辨是难有结论也是缺乏意义的,藉此只可能弄清现代价值如何进入并重构了历史.     

魏源的历史编撰思想与实践

魏源编辑或研究撰写的《圣武记》、《元史新编》、《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一系列史学著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为晚清以来的社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代表着嘉道时期史学的新成就，其经世致用与爱国御侮的编撰宗旨，在外国史著述体裁方面的探索与尝试，以纪事本末体撰述当代史的成功范例及对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扬弃与创新，在历史编撰学方面亦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开启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之枢机。     

浅议李贽史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李贽是明朝中后期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也是很有建树的史学家.明朝中后期的文化和思潮丰富了他的思想理论.泉州的地理环境及其个人家世、经历给他的思想理论注入了新时代的因子.家族责任与个性的冲突形成他思想中的叛逆特色.     

浅议李贽史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李贽是明朝中后期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也是很有建树的史学家。明朝中后期的文化和思潮丰富了他的思想理论。泉州的地理环境及其个人家世、经历给他的思想理论注入了新时代的因子。家族责任与个性的冲突形成他思想中的叛逆特色。     

《史通》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概论、史学批评、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等学科,内容极其丰富,颇多精当之论,予后人以极大启示,爰至晚清,尚无全面超越之作,不少观点迄今还被史学理论类著作所沿用。不过,此书虽然主观上想作分门别类的论述,但仍呈现多学科内容混杂之特点,反映了古代学术不专的情况。     

重演与证据：柯林武德史学观“分寸”缺失探源

作为唯心主义史学代表人物的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强调历史学家对历史的＂重演＂,但这与历史研究中对必需＂证据＂的把握是存在缺失的。柯氏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其理论中,对于两者之间的分寸把握,却没有给出更详细的说明。如果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进行更进一步地分析,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分寸的缺失有其内在思想根源。对柯林武德史学观＂分寸＂缺失的探源,对历史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地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沿革,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的积极配合。理清三者各自的内容与社会功用,有助于掌握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脉络延伸。     

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前景和问题

新中国的口述历史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学术界对口述历史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仍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由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改变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档案开放和公布的滞后与当代史研究的日益深入、"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历史的迫切需求等原因,使我国的口述历史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口述历史发展中必须注意提高认识和改变观念、加强队伍和学科建设两个问题.新的史学革命终将由口述历史的充分发展而引发.     

引领我走进历史深处——读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事实上，这不仅是一部让人了解基本历史内容的史学论著，也是一部启迪人思考的哲学读本。     

冯天瑜先生治学方法探微

冯天瑜先生是湖北地区著名的文化史学家,他勤于治学,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冯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不拘一格的治学方法。在治史实践中,冯先生善于以小见大,通过"历史文化语义学"来以"概念"解释历史。于史料,冯先生能以采铜于山之精神发掘原始史料和口述史料,在精密的考辨中凸显史学重实录的学格特征;于史学,又能以宏大之气魄融通义理、考据与辞章,赋予史学以新的气象。在冯先生的论著中,"学术性"与"思想性"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历史叙事的兴衰及理论论争

历史叙事写作在西方史学史中曾占据中心地位．但在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这一写作模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叙事体复兴的趋势，但相关争议远未结束。本文分析了历史叙事边缘化的理论背景：史学科学化对其“求真”“求规律”能力的质疑．并简析了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对历史叙事独特价值的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历史叙事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写作模式，可以与分析体的历史写作并行不悖。     

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者 ,他开拓了一系列崭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本文从史料的思想来源、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史料观的特征和影响等等角度较全面地分析了梁启超史料观的结构与功能 ,指出梁启超的史料观是中西史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产物 ,其史料观在当时具有开拓性和进步性 ,对当代治学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众文化与西方史学新趋向

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西方史学编纂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它推动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普通大众,去感受他们的经验、行为和欲望。历史的表现形式也变得愈发多样化和多元化,广义上的一切媒质,尤其是电影、电视,成为展现过去、叙述历史的新手段,由此带来的是对于历史性质的不同理解。大众文化的即时性和碎片化倾向,虽然助长了一种微观主义研究风尚和对宏观历史的排斥,但这种历史观最近又被大众文化所营造的对确定性的追求所修正,宏大叙事的回归就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     

对女性主义史学的再认识

近20年来,中国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使用"女性主义史学"这一西方舶来的术语,同时又对其加以解读。然而,学者们对女性主义史学的内涵、方法、兴起的时间等方面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文章通过对女性主义史学与女性史学的比较,阐明了女性主义史学的研究主题、认识视角、分析方法,从而进一步明确女性主义史学并非对传统史学的彻底否定,它更多地是史学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方法与立场。     

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的演变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史学呈现出两大演变趋势:一是各派史学的融合互流,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这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抗日救亡的需要。这种演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格局,对以后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清西方古典史学的译介与反响

晚清中外文化交汇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出版的历史期刊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古典史学的内容。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一批史学家及其著作被介绍过来,对宋恕、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教士将古典史学译介过来,是为了证明西方也有可以和中国相媲美的历史和文化,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探讨古典史学译介的原因和内容,是认识中外史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