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外交构想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各国关系缓和的进程,因"欧洲导弹问题"等危机的发展而受挫,东西方之间形成所谓"第二次冷战"局面。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决策层赋予"共同欧洲家园"概念以新的内涵,通过降低对西欧的军事威胁,使苏联与西欧政治、经济联系最大化,以襄助自身改革,使本国回归欧洲。戈尔巴乔夫等按这一构想推动"全欧进程",谋求苏联对全欧洲的影响力。首先是转变态度,接受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其次,在对两德关系上,外交重点转向西德。然而,两德统一问题重上国际议程,打破了这一渐进构想,凸显出对德国问题缺乏整体战略是其重大失误。两德统一快速实现,东欧各国剧变同时加速,对苏联内部动乱产生很强的"溢出效应"。苏联进入解体过程,戈尔巴乔夫等让国家回归欧洲的努力功败垂成。近年来,俄罗斯以构建共同人文、经济和能源空间对欧盟展开外交,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相比,其对欧洲前景的判断和俄欧关系战略已大异其趣。这一战略方向转变,可给我们提供很多思考和借鉴。     

试析近年来意大利产业区的转型与创新

作为意大利制造业经济的"硬核",产业区及其发展变化不失为把握意大利实体经济现状与前景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旨在对近年来意大利产业区的转型与创新进行分析与评价。分析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遇到困难以来,意大利产业区一直致力于转型与创新,内部企业的集团化、生产网络的外向化与国际化、坚持"专注于产品"战略及"绿色经济"的兴起等都是产业区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便在"国家体系"长期低效的情况下,意大利产业区的转型与创新仍取得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成绩,突出表现在企业规模变化、国际化水平、创新能力、出口等方面。作为巩固乃至复兴意大利经济的支柱,产业区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经历经济危机的洗礼后,进一步调整自身,及时抓住全球价值链重组与国内外市场变化的机遇。     

欧共体共同商业政策运行机制中的法律问题初探

共同商业政策作为规制欧共体对外贸易关系的重要法律框架,代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高度成就。《欧共体条约》为该政策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基础,却未能就其概念作出清晰界定。从欧洲法院的判例实践来看,共同商业政策应作广义理解方能适应内部市场建设的演进和世界经济贸易形势的变化。在共同商业政策的运行机制中,涵盖领域、权能属性,以及组织机构方面的理事会决策机制和欧洲议会的监督作用问题争议较多,其根源在于该政策突出的"超国家性"触动了成员国敏感的神经。《欧洲宪法条约》对共同商业政策的发展虽然由于该条约自身多舛的命运而存有缺憾,但很大程度上预示了该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     

政治转型背景下的缅甸环境政治

环境政治发轫于西方,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环境政治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初现端倪,并逐步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缅甸的环境政治在2010年政治转型前虽已崭露头角,但在威权政治下,环境政治体系发展不健全,在政治生活中长期被边缘化。2010年政治转型后,在经济发展、党派竞争、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及域外力量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缅甸环境政治不断演进,逐步摆脱威权政治的束缚,显示出其特殊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缅甸政治经济转型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环保立法标准显著提高,国际环境话语权逐渐增强。然而,转型期复杂动荡的政治生态却成为缅甸环境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壁垒,日益激化的党派纷争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各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工具。随着"工具化"趋势不断加剧,环境政治对缅甸民主转型、经济发展、投资环境及国际形象的不利影响也在显现。如何避免利益集团利用初级阶段的环境政治渔利,并促成环境政治与政治转型的良性互动,是缅甸政治发展道路上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入盟三年后的波兰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影响

加入欧盟三年后的波兰政坛明显向右转,亲美、疑欧、压俄的外交政策新变化及波兰在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使共同外交政策受到影响:一方面欧美关系一定程度上深化,另一方面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也将受到美国因素更多的影响;欧盟的"东方政策"受到干扰,使欧盟在对俄共同外交政策上充满变数。欧盟共同外交政策本质上仍是政府间主义,对外政策一体化由于此特性而发展缓慢。与此同时,近期波兰因在欧洲的"边缘化"作为所带来的孤立局面也正在迫使其改变政策。因此,未来欧盟共同外交政策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两端间的摇摆方向将会更多趋向超国家主义。     

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

加拿大长期以来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积极领导全球环境治理的典范,一度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却俨然蜕变为气候谈判中的"拖后腿者"。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多个层面的分析发现,除了美国因素以外,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政治体制是导致其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油砂大规模开发和原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导致加拿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比较劣势;而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正好与加拿大松散的联邦制等制度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加拿大气候政策的转向。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利益的变化和政治决策制度特征共同成为决定国家气候或环境战略的主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案例也反驳了发达民主国家因其制度因素必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积极支持者的命题。     

区域价值链视角下的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为分析对象

本文以区域价值链为视角,分析研究了中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在全球与欧洲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与角色,包括其进出口产业结构和行业价值链特征。通过研究发现,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区域价值链构建是中东欧四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要前提,中东欧四国既有的产业配套基础、开放的市场与适度的劳动力技能,是其融入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的充分条件,中东欧四国搭载与融入德国产业链推动了经济转型的成功。关于中东欧经济转型的研究成果显示,中东欧四国通过制造业产业融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实体经济与中高端制造作为国家经济"压舱石"的重要性,而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以研发和创新维护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中的能力,成为中东欧四国继续转型与发展的新问题。     

实现唐山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三要素

唐山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在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较大经济体量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沿袭的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倚重的是传统的产业结构，付出的是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唐山2013年的经济发展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如果不居安思危，采取颠覆性的措施，尽快打开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未来发展的道路...     

浅析韩国的绿色增长战略

绿色增长正在成为世界谋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各国都在寻求实现绿色增长的发展战略。1997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促使积极探索经济转型新路的韩国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韩国政府为此提出并开始实施“低碳绿色增长战略”,制订并发表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与五年计划”以及相关的法规,详细阐述了韩国推进这一战略计划的长远规划、战略目标、实施计划、政策措施等,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实施机构。韩国积极推动的绿色增长战略充分揭示了其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意在谋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构建未来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模式和动力。     

欧洲2020战略:解读与启示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困难期。如何化解负面影响和各类制约因素,增强综合经济实力、缓解社会矛盾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是欧洲需要应对的重要挑战。欧洲必须加快向智慧型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等三大经济模式转型,以构建一个支撑未来十年欧洲健康有序发展的战略体系。本文从制定背景、基本框架、核心内容和经验借鉴等角度,系统解读欧洲2020战略,并简要归纳其对中国增长模式的启示。     

捷克与斯洛伐克政治、经济和外交转型比较

1989年政局剧变后,捷克与斯洛伐克开始了政治、经济和外交全面转型进程。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后,它们各自呈现出了不同的转型特征。历史传统、政治精英和"回归欧洲"等因素决定和影响了它们的转型路径和转型绩效。转型初始条件较差的斯洛伐克经历了更为曲折和艰难的转型道路,但随着政治精英更能利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机遇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它在转型的后半程取得显著进展,不仅与捷克会合于欧洲-大西洋结构中,而且缩短了与捷克的差距。     

欧盟经济政策目标的历史性分析

《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经济政策同时追求稳定、增长和凝聚这三个目标,由此构成了欧盟经济模式的定义基石,确定了以稳定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组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在凝聚目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保证了欧洲经济的稳定目标;而增长目标的实现则乏善可陈。里斯本战略的本质就是实施经济结构改革以使得欧盟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凝聚的环境中享有高水平的可持续增长。虽然由于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盟成员国更为关注通过经济增长走出困境,但是欧盟"三合一"的经济政策目标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欧洲的权利经济转型——基于对欧洲公司可持续性尽责法的考察

通过将人权和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嵌入公司治理和供应链管理,欧洲公司可持续性尽责法势必推动欧洲的权利经济转型——从公司社会责任到强制性公司尽责义务。人权和环境不仅是欧洲社会市场经济的保护对象,还将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权利经济的转型根植于欧洲价值观,将推动形成人权和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新落实方式和执行机制。作为欧洲权利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欧洲公司尽责法面临欧盟法的合法性关切,以及与欧盟法基本原则的不兼容风险,这将影响法律的实施效果。同时,欧洲公司尽责法将对第三国行为体施加域外效应,并在民事问责实践中进一步加剧司法管辖权积极冲突。对此,中国应以开放性态度继续参与国际工商业与人权立法,适时完善中国式的公司尽责法律体系,并补足应对外国法域外效应的法律工具箱。这将有助于中国积极应对欧洲公司尽责法潜在影响,并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社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     

2013年《欧洲研究》值得关注文章

<正>经过本刊评审专家组成员投票表决,《欧洲研究》评出下列五篇为2013年度值得关注文章。本着继续推动欧洲学科领域学术评论发展的初衷,请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欧洲研究》,并提出宝贵建议。让我们为办好《欧洲研究》而共同努力!1"欧洲转型与世界格局"课题组:"欧洲转型:趋势、危机与调整",2013年第1期。推荐理由:文章提出了"欧洲转型"这一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宏大命题,并结合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多学科视角的实证观察,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欧洲转型的动因、影响因素和未来趋势,为欧洲研究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欧洲转型及其影响”会议综述

2012年10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欧洲转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教授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欧洲转型是当前国际社会备受瞩目的话题。欧洲的稳定、发展与和平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与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本届论坛上,来自中国各地高校及相关研究机     

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

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中从最初的犹豫走向后来的独断,这一表现既与德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有着紧密关系,又是德国国内各否决玩家钳制的结果。虽然"欧洲的德国"依然是德国的行动框架,但是通过欧债危机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德国的欧洲政策自两德统一以来呈现的若干新变化:德国的欧洲政策日益为内政所驱动;德国的"欧洲使命"日益衰减;德国正在成为地缘经济强权,等等。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德国欧洲政策的外部期待,以及德国社会的内部约束之间的张力,增加了德国欧洲政策的不可测性,也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欧洲经济:表现、成因与前景

2008年秋始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欧洲出现金融动荡、实体经济衰退、国家破产、东欧外债危机乃至拖延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权债务危机。相比美国与日本,欧洲经济呈现出恶化程度深、持续时间长、复苏缓慢、国别差异大、失业和主权债务突出、经济社会问题迸发、各方充满博弈等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美国次贷危机的外来冲击、欧洲相关国家产业结构软肋的拖累和全球化压力下结构转型的失衡、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的短板、劳动力市场僵化、科研与教育投入不足等长期沉淀的结构性积弊,以及一体化制度设计和实践的不完善等。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被动求解和欧洲2020战略的主动实施,危机将推动欧洲经济的结构改革和适应全球化竞争的步伐,欧洲步出危机、继续发展的前景可期。     

欧洲转型:趋势、危机与调整

欧洲在其历史长河中正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一落千丈,由此开始痛苦的转型,它通过一体化进程逐步走向联合壮大。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全球化急剧扩张、高科技迅猛发展以及冷战结束带来国际格局嬗变的背景下,欧洲转型出现新的契机,并出现了许多新迹象。而世界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推动了欧洲转型,并凸显其新的发展动向。本文拟探讨冷战结束后欧洲转型的动因、表现及其影响,尤其是欧债危机以来欧洲转型的新动向和新特征。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近年来,欧洲对于经济主权的讨论从范围到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了相对应的"战略自主"的欧洲产业链行动。无论是缘于理论反思,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变化,抑或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触发的思维方式转变,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强化经济主权是基于战略安全考虑,还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中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特别是在塑造经济主权过程中究竟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的道路?这不仅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欧洲的国家转型及其政治图景——从欧洲民粹主义谈起

本文旨在从欧洲国家转型的角度分析当前欧洲民粹主义不断高涨的原因。纵观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高度同步。1980年代欧洲各国推行的福利国家改革,在欧洲开启了新一轮的国家转型。在此过程中,"社会团结"观念下的"共识政治"和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社会机制受到侵蚀,在欧洲福利国家框架下实现的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平衡向市场倾斜,国家为社会提供保护的能力被不断削弱,劳动者的社会权益被不断缩减,这是各类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日渐高涨的根本原因。这也印证了卡尔·波拉尼在其名著《大转型》中阐释的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双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