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方略的历史发展综述

依法治国方略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不断推进和国家治理理念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基于法治的历史发展脉络回顾近代中国引进法治之艰难,反思依法治国与西方法治之区别,重点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法治国的发展进程,从而对于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进行追本溯源地探讨,对于法治的价值、内涵、历史沿革问题进行综述与分析。     

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中国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型,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思想观念和建国后左倾思潮的影响,在法治理念中存在一定问题与偏差,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国情,是科学的、先进的理念。     

十六大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重大发展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和推进依法治国,在新的起点和高度进一步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深层次发展:提出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定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制定和修改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起支柱性作用的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推进依法行政,明确了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保障司法公正,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建设法治社会,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发展。5年来依法治国的重大成就表明,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正在逐步形成。     

我党基本治国方略的实践与思考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和宏伟目标的确立,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民主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实践中作出的历史选择。回顾我党基本治国方略的历史轨迹,总结我党执政治国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增强信心,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是大有裨益的。     

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动关系

结合总结改革30年的历史经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只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互动；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架构内互动；在党的领导下互动；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互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互动；在法治的保障下互动。     

论邓小平对确立依法治国方略的理论贡献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不仅标志着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正式确立，而且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特点，就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从理论上揭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为确立依法治国方略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一、民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民族复兴征程上的新号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深刻理解全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于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集中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公平主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中外法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集中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也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法治作为主题,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决策。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就成为现实所需。但在笔者看来,对于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而言,正确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要求,不仅是推进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必要前提,同时对于进一步加快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步伐也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道路的理论溯源——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为主线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阐述了深刻的法学原理、展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凸显出我国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观念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关系作出论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了理论铺垫。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论述、科学发展观关于法治与道德协调发展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走向良法善治的重要体现。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