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与毛泽东的一段交往

1945年8月底,毛泽东以弥天大勇飞抵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政治斗争.张恨水是著名的作家,他写的《啼笑姻缘》、《春明外史》、《八十一梦》等现实主义小说,揭露社会丑恶,讽刺达官权贵,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抗战爆发后,张恨水辗转来到重庆,投身报业工作,成为《新民报》主笔和负责人之一.《新民     

《毛泽东诗词的出版与研究述略》补正

《党的文献》 2 0 0 0年第 4期刊出郭思敏撰写的《毛泽东诗词的出版与研究述略》一文 ,《新华文摘》 2 0 0 0年第 9期予以转载。笔者读后 ,认为该文仍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提出以作补正。一、事实或史实方面的补正　　该文说 :“从 1 945年《新民晚报》刊出《沁园春·雪》的传抄稿后 ,立即轰动了重庆山城。”其中《新民晚报》系《新民报晚刊》之误。中央文献出版社 1 996年 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这首词后的附注中说 :“1 945年 1 0月 ,毛泽东在重庆曾把这首词书赠柳亚子 (参看《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索句渝州叶正黄’注 ) ,因而被…     

“西部歌王”的江津情缘

正王洛宾在中国被誉为"西北民歌之父",虽然没有到过重庆江津,但他的出名和江津却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事得从地下党员张西洛说起。张西洛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以记者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9年9月,他作为《新民报》记者,同中央社记者、《扫荡报》记者一起,冲破种种障碍,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而后,撰写了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重要文章。皖南事变后,张西洛身份暴露。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逮捕,他和妻子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当地开明人士的帮助下,疏散到重庆近郊江津县城。他仍以报业为掩护,秘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思想,其公开身份是《江津日报》副社长兼经理。     

重庆《新民报》怎样独家报道了武汉解放

1948年夏,我在南京被特务盯住了,按照组织决定,转移到武汉一家私营银行当职员。1949年初,我兼职担任了重庆《新民报》和《新民晚报》驻汉特派记者。     

张恨水与毛泽东的“婉约诗交”

正张恨水,是我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通俗小说第一人"。他写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都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却不大为人所知。特别是毛泽东一直关怀张恨水先生,并对他有过极为中肯、公正的评价。毛泽东夸他小说写得好张恨水与中共的最早接触,缘于董必武送来的一份讣告。那还是     

聆读再三欣不寐——朱德与毛泽东的诗交

毛泽东和朱德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领袖,也都是别具一格的诗人.诗如其人,见之于毛泽东和朱德的作品,此语信然.毛泽东豪放,朱德质朴.在半个世纪的革命行程中,朱德有过几次与毛泽东的唱和,为两位世纪伟人的交往,也为中国现代革命的史册增添了奇光异彩.1945年8月上旬,美国接连以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朱德也接连发布七道命令.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电邀由延安飞抵重庆,进行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求索诗词,毛泽东以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应索.11月,重庆《新民报晚刊》以传抄稿形式首先将咏雪词公诸于世,遂引起各方纷纷唱和,一时蔚为大观.在长长的唱和者名单中,也有人民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文发表始末

1939年,历史恢宏而凝重。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入中国大陆腹地,而国民党顽固派正在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9月16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接受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的联合采访,第一次公开提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政治原则。这次重要的谈话,后经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的朋友名记者赵超构

要说人生际遇的话,《新民报》(即今天《新民晚报》的前身)记者赵超构和毛泽东的相识,算得上是很难得的机缘了。 赵超构生前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我从来没有想像过会见到象毛主席这样的大人物!那是非常偶然的。”在我国,中共党外的知识分子,包括爱国民主人     

《新民报》的一对地下党员夫妻

1945年3月,我进重庆《新民报》作记者,不久便与张鸣正兄认识了。他那时任报社印刷部主任,管理印刷厂,平易近人,常和排字工人一道去冷酒馆喝酒谈心。他为人诚恳,刚直不阿,主持正义,是个左派人物。编采部的一些同事,曾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鸣正洛夫”,闲谈间他也笑而受之。当时,我们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同学有五六人在《新民报》工作,多数跑外勤,生气勃勃,他对我们这群年轻人有好感,很友善,大家对他也一见如故。     

《泌园春·雪》及其和词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应柳亚子要求,将《沁园春·雪》送给柳亚子。重庆谈判后,毛泽东回到延安,《新民报晚刊》发表了这首词,从而引发了一场应和风波。长期以来,我们虽然谈应和,但从没有将其他和词尤其是国民党方面的和词,完全公布出来。本人经过艰苦查找原报刊,将这些词大部搜集,现将一部分和词刊发出来,并加以简要注释,使大家对当年这段历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浦熙修为啥没去延安采访?

１９４４年初夏，几经周折，国民党宣传机构终于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重庆《新民报》社分到一个采访名额，报社原计划是让著名女记者浦熙修去的，后改派主笔赵超构去了。浦熙修为啥没有去延安采访呢？ 浦熙修１９１０年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一个小职员家庭，姐弟４人，大姐浦洁修，妹妹浦安修，弟弟浦通修。浦熙修在北京女师大上学时，跟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的袁子英相爱，两人１９３２年结婚，生有一子一女。婚后袁子英在国民党政府部门工作，浦熙修到《新民报》当了记者，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报道。 据《民间的…     

名记者浦熙修的最后岁月

浦熙修，江苏嘉定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是中国有名的进步记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重庆和南京任《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为宣传中共坚持抗战和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浦熙修写了大量的新闻和特写，被称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影剧评家王大虎

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重庆文坛最勤奋的影剧评家,大约要数王大虎。从抗战后期到1952年前后,那八九年间,几乎三天两头报上都有王大虎的影剧评文章。大多登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该报的影剧专版一周两次, 20世纪40年代重庆写影剧评的人不少,但知名度似都不及王大虎,除作品数量悬殊之外,圈内人分析原因有二:王是国立剧专毕业生,科班出身,     

朱德的业余生活

《湖南日报》原名《新湖南报》,酝酿于1948年底,1949年三四月间,郭小川专程到北京胡乔木处,请他转请毛泽东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这一报头启用于1949年8月15日《新湖南报》第一期。13年之后,毛泽东又第二次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提议《新湖南报》改为《湖南日报》,并题写了报头。10月1日,《新湖南报》改名为《湖南日报》。1960年7月,省委决定将理论刊物《学习导报》更名为《新湘评论》,请毛泽东题名,毛泽东欣然为《新湘评论》题写了刊名。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9月11日,长沙军管会接管湖南大学。1949年12月…     

张恨水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佳话

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热播,使人们再度想起了张恨水这位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家。这位安徽潜山人,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100多部通俗小说,总字数近2000万言,此外,他还写有大量散文和诗歌,全部作品在3000万言以上。张恨水一生追求进步,与毛泽东、周恩来都结下了良好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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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刊史中瑰丽的一页——毛泽东早期的办报活动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时代巨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神奇魅力,愈来愈为世人所称道.那么,是什么条件把毛泽东造就成时代巨人的呢?这不仅与时势、历史、社会、家庭及师友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还与其积极接触革命报刊,参加办报密切相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毛泽东从开始参加革命活动起,就和其它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样,十分重视做革命的宣传工作,与进步报刊发生非常密切的联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同盟会的《民立报》、鼓吹科学民主的《新青年》等,都成了毛泽东青年时期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对于他形成初步的革命世界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毛泽东从自已的切身体验出发,对报刊的作用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因此,在他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曾先后多次办报刊,直接主办过《湘江评论》、《新湖南》、     

向警予：杨昌济最得意的女学生

向警予5岁开始在父兄的指导下认字。1907年，12岁的向警予在大哥的指导和影响下，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经常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和《天义报》等报章杂志。     

北平日伪妇女报刊情状

<正>一、在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工程中,新闻、出版界成为日本人格外关注的领域日伪当局通过迅速地劫收、改组并兴办,重新配置了报刊格局,形成了日伪政权控制和操纵下的奴化教育宣传网。女性报刊被视为其中重要的方面,他们既创办了大型综合性月刊《妇女杂志》《新光》等,又在其所控制的《新民报》《晨报》《实报》《华北新报》《新民声》等报纸设     

让毛泽东无比愤怒的“太河惨案”

1939年3月30日，正当国共两党已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力抵抗外辱之时，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山东省博山县太河村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反共事件，无辜杀害和抓捕八路军指战员200余人，鲍辉等多名八路军山东纵队高级干部遇难。惨案引起毛泽东的无比愤怒，他在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中，不仅提及该惨案，痛斥惨案制造者“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严正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摩擦”斗争原则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