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国家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义学派提出的重要概念。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存在缺陷,那就是不承认国家的自主性,只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不是阶级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未否定国家能够成为具有自主性的行为主体。     

行政国家:基于马克思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的分析

马克思的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认为,国家来源于社会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共同决定了国家必然具有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国家所具有的独立性,是相对于包括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在内的社会一切阶级而言的;国家形式决定了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程度。一般而言,行政国家比议会至上的国家具有更高程度的独立性。就行政国家而言,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官僚所执掌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倾向的制约程度也不相同,从而使这些不同形式的行政国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立性。但是,任何国家都不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因为国家终究要受到社会的制约。     

理解国家自主性的综合性框架

国家自主性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对国家善治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理解国家自主性首先要把国家理解为一个具有自主行动特性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接受意志的客体;其次国家自主性不仅是主体的特征,而且受到社会客体力量的制约;再次,国家自主性能否体现出来,还与国家自身的能力有关,弱能力的国家将会受到社会的俘获而无法显示自主性。国家的主体地位、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国家自身的能力大小,就是我们理解现实中的国家自主性的基本框架。     

试论当代中国国家的自主性

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把国家看成是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认为国家自主性具有多层次性和多面性;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密切相关;多种因素对国家自主性产生着重要影响。国家自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视角,但其存在的不足也是我们考虑中国国家自主性时必须注意并尽量避免的。对于转型期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影响其国家自主性的因素有:权力的来源、政治制度、社会中的利益群体以及个人、国家能力、全球化等。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演进脉络与中国化实践

国家在现代政治经济活动中具有核心地位,但马克思本人并未提供一套完整的国家理论,只是揭示了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指明了源于物质生活和生产关系演进的国家发展方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文聚焦国家和社会关系这一条主线索,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者从“工具国家”到“主体国家”,再到“关系国家”的演进脉络。这一发展历程表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体来说是社会分化成阶级之后的产物,阶级性因此成为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出于维护社会再生产和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需要,国家获得了相对自主性,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作为“工具”的国家和作为“主体”的国家从而实现了矛盾的统一。随着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摒弃了将国家视为一种“物”和“实体”的做法,提出了关系视角的国家理论,强调基于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来理解国家,进一步打破了机械唯物主义国家观。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原理,并基于中国实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核心是创造条件,不断消除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关系,实现两者的相互增强。     

国家自主性概念及其发展路径探析

根据理解国家自主性的不同角度,可以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概括为四类:一是从否定僵化的经济决定论、承认政治与经济领域相对分离的角度理解国家自主性,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作为政治领域的重要因素,相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非总是经济基础的消极反映;二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理解国家自主性,认为国家自主性指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统治组织,并非总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三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理解国家自主性,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具有相对于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具有相对独立的超然地位;四是从国际环境的角度理解国家自主性,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不受国外力量的控制。国家自主性理论的萌芽孕育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之后沿着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回归国家学派国家自主性理论和规范研究中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三条路径不断发展。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产权实施、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意识形态引导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并且它们有机互动、互相协调。从结构—过程的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与过程性制度运行,塑造出国家自主性建设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确保国家自主性处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状态,从而确保国家治理效能处于强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根本特征是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形成的结构—过程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有力推动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军事作用与国家形成——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

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强调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军事作用,在此视角下的一些解释建立了军事作用和国家形成之间的因果链条并提出了因果作用机制。这些解释认为,战争、军事组织、军事技术等军事因素导致了国家形成,而这些因素在作用机制上的差异,则又导致了不同类型国家的产生。在这个视角下,一些学者认为,军事因素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具有一般性,另一些学者则具体地指出,军事要素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新生代的国家形成理论认为,老一代的国家形成理论有过时性,他们或者强调更复杂的现象,或者提出它在第三世界国家不适用。     

邓小平对构建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而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而言，又分为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邓小平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口号系统和具体内容。     

“国家论”的崛起: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研究框架

作为国家论的一部分,国家能力是政治学领域研究的核心命题,这一问题经历了从国家自主到国家能力的理论演变,由嵌入性自主、治理性互赖、国家与社会协调和领导与治理关系四个命题组成。核心能力、能力提升机制、能力启动因素构成了国家能力问题的理论研究框架。无论从世界范围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还是从国内政治发展与社会管理的实际出发,研究和分析国家能力问题都将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试论邓小平对建构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而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而言,又分为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邓小平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口号系统和具体内容。     

对诺齐克国家理论的批判分析

诺齐克提出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理论,在国家功能的逻辑依据方面的反思是很有道理的。但以其"权利理论"为基础的国家理论本身是无法成立的。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国家的功能都不可能局限在"保护它所有的公民免遭暴力、偷窃、欺骗之害,并强制实行契约等"之内,国家存在的意义不能建立在抽象的权利基础上。     

转型时期利益整合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国家自主性是我们认识转型期利益整合问题的一个非常有益但又常常被忽视的视角。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日益加剧。与此同时,其利益关系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且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究其根源,在于当前我们的国家自主性陷入了一种双重困境,即国家自主性不足和国家自主性无限增长两种因素同时存在。而要实现转型社会的利益协调与整合,出路在于要由失衡走向均衡,在宏观上构建有限合理的国家自主性,培育健康能动的公民社会,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微观上则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实现不同群体间的互惠共生。     

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家权力

本文基于冷战以来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解释了与国家硬权力相对应的软权力的缘起及其基本内涵,并对国家软、硬权力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理论梳理,进而阐释了构成国际关系中国家基本权力的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及其国家治理功能

国族是民族与国家的结合。国族需要具有自主性,需要成为追求各个族群公共利益的独立的行动主体,遵循超越于族群特殊性的公共文化道德理想。国族的自主性是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必要条件。国族具有自主性才能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体,赢得各民族的认同,才能为公民的自主性提供共同善的根基。“中华”是一种超越性的公共精神和自主性的生活态度。中华民族自主性的建构是在使公共利益成为国族行动的依据,是在塑造各民族共同的价值理想。中华民族现代自主性的建构需要确立个体反思的主体性,肯定“中华”观念的合理性,确立各民族成员政治身份的同一性与政治参与的个体性,实现中国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民众权益的公平和平等。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再探——回应西方学者对《国家与革命》的质疑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泰克西埃质疑列宁背离了恩格斯思想,忽视了国家的治理职能;诺曼·莱文质疑列宁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才是社会立法和管理源泉”的思想。然而,列宁不仅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阐明了剥削阶级国家的根本职能,而且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作为“半国家”的重要职能及其与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区别,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职能与治理职能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唯物史观溯源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建构与发展的重要哲学根基。以唯物史观为切入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从国家起源和本质、国家属性及其职能、国家消亡及其充要条件等层面展开了多维度的科学阐析与论证,为新时代正确理解和把握国家的历史演变、当代治理及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