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密集型乡村的富人治村逻辑——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

农业税费取消后,全国各地不同程度都出现了富人治村的现象,这事关农村基层组织如何建设的问题。本文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总结和提炼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催生的内生利益密集型地区富人治村的治理逻辑。D镇富人治村的生成机制在于村庄社会弱关联与阶层分化、民主选举的合法渠道和政府与资本的结盟;富人治村的治理机制在于精英俘获与体制吸纳社会、村庄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强政府-强社会-弱社会三层治理结构,富人治村改变了基层组织的性质。     

富人治村的兴起及其政治社会负效应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一种新现象,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型塑的结果。富人村干部通过"以私济公"来建构权威,以"利益联盟"进行权力运作,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这给乡村政治社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造成了国家权力在基层退缩,另一方面使得村庄治理向"封建化"方向发展。在富人治村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的情况下,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加强村干部培养,使富人村干部在基层民主发展中成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力量,同时,也使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生活,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以实现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民主化。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主体地位的变迁与政治吸纳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变革社会中的先富群体,对政治的渴求非常强烈。在成为政治人的过程中从基础性政治主体中分离,转向代表性政治主体,从建立私人领域的政治合法性成为公共政治领域的代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在党政部门任职、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制度性安排形式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也通过在权力机关寻找代理人、关系网络以及公益性活动等非制度形式成为间接的代表性政治主体。面对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政治体系必须提高开放程度,增强吸纳能力,将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纳入其中,同时,也需要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素质和政治能力,克服在行使权力和参与政治过程中的功利主义以及政治腐化现象,真正做到负载民意。     

发展主义逻辑下的村庄治理——基于皖北A县“富人治村”现象的分析

发展主义的政策话语对基层政权与村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乡村基层组织为推动村庄较快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实践中发现了土地之于发展的重要性。"富人治村"则顺势而为,成为当前形势下村庄干部选用的主要标准,各地农村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富人主导型借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出现了"富人治村"的不可逆趋势,中低收入阶层被永久排除在村庄权力结构之外;同时这也导致了村庄发展资源的私化与乡村治理"去公共性"特征。     

集体经济资源丰富背景下的村庄治理 ——以浙江A村为例

集体经济资源状况与村庄治理运行有着密切关系。A村在其集体经济发展后，村庄治理呈现出权力结构一体化、决策机制民主化、村治运作制度化等变化,形成了突出程序合法性权威、村民公共参与程度高、能人治理与制度化初步结合等特点。村庄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展开，属于典型的分配型村庄。在分配型村庄中，村庄治理的后续发展态势、村庄治理过程中民主监督的缺失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现阶段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存在问题探析

村庄是中国农村的基层单位 ,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村庄治理的效能。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是贯穿村治运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村治有效运作的重要保障机制。所谓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 ,简言之 ,就是指“对掌握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人员的村务管理活动实行监督、督促、防患和纠正的活动”［１］,它大致包含三个层面的监督 :（１）国家尤其是乡镇政府对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 ;（２）村社区公共权力组织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 ;（３）村民群众对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从农村实际出发 ,构建科学的监督机制和权力平衡机制 ,是目前村治工…     

网络公共领域下我国社会结构的嬗变

在快捷、开放、平等的网络社会下,社会结构有公民—社会组织—政府(现实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具有网民—网络公共领域—网络政府(可以称为"影子社会结构"),这种现实的社会结构和"影子社会结构"交互运行的双重社会结构,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本文基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分析了这种双重社会结构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公民通过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政府的平等直接快捷的双向互动而建立的"影子社会结构",是公民话语权的真实表达,真正反映了社会大众的民意,有助于减缓社会矛盾,使得公民权益和国家的权威合法性得到实施和保障,从而最终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同时针对这种双重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     

发展话语与治理需求:农村社区的“富党”群体研究——基于皖北SZ村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皖北SZ村党员群体的调查分析,发现新一代的“富人”与“能人”逐渐成为基层党组织的主体.基于经济发展的政治性话语和村庄治理的需求,富人成为无论在党组织内部,还是村庄社区都是公共活动和公共事物的参与主体,成为村庄治理中独特的“富党群体”现象.富党群体在满足村庄治理功能的同时也在追求自我的发展机会,依托自身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在资源下乡时代,占据公共资源、垄断发展机会,实现他们自利性需求的同时也排斥了村庄的普通群体,表现为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面子"文化衍生富人治村的实践逻辑及启示

在城市化大背景下,脱离农业生产的乡村富人为什么会回村参与基层治理?基于洪村的个案表明,富人治村的出现,是经济资本扩大后的乡村富人为谋求社会地位的提升使然。富人治村实现后,洪村"面子"文化推动了对乡村富人社会地位的认可,乡村富人的社会行动也继续强化公共领域的公益倾向。洪村富人治村的实践说明,在分化日益加剧的洪村,乡村的"面子"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对乡村富人道德期待的非正式规范,是引发富人治村的另一种原因所在。     

试论康德政治自由观的道德基础

康德的政治自由观界定了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法律限度。康德政治自由观中的正义原则是道德自由观中的自律法则的外化。道德自律法则为康德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探讨个人自由的正当性和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缺失公共性的公共空间 ——基于浙东农村的考察

浙东S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现状揭示了其公共性流失：公共舆论解体、公共议题失语和公共交往排斥。在经济分层下,村庄社会关联改变、农民社会分化、富人治村的政治垄断和农民生活意义去村庄化是造成公共性流失的原因。引入区域比较视野对深化乡村公共空间研究有着深刻意义。     

富人治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新现象,并具有普遍发展之势,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形塑的结果。富人治村实现了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转变及其权威的合法性建构。在此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出现了村民入党动机不纯、党员群体向富人化转变、党员意识的普遍弱化和民主集中制形式化等问题。因此,客观看待富人治村给农村党建产生的不良后果,反思当前的“双强”“双带”话语,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党组织的功能进行恰切的定位。     

协商民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有效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利益分化时代.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产生社会认同困难、有序政治参与困难和合法性危机,容易产生社会矛盾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协商民主大有可为: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地整合民意,协调利益关系;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促进公共决策的合法化,化解合法性危机;有利于培养公民精神,促进公民文化的发展.在我国,政治协商、听证会、民主恳谈会、互联网上官民对话等协商民主形式,都起着化解矛盾、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网络围观与公民意识培育——基于“审议民主”的视角

作为信息化时代的新兴政治参与方式,网络围观对公民意识培育发挥着积极影响。但网络围观的虚拟性和个案化,导致网民言行缺乏戒律约束,使民主意识培育缺乏持久化动力。基于审议民主视角,可从三方面着手消弭网络围观对公民意识培育的不利冲击。一是"弱公共领域"应鼓励慎议,构建理想公共表达空间;二是要搭建"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间沟通平台,注重吸纳民意;三是"强公共领域"决策要重视合法性,强调明辨。     

从哈贝马斯的权力理论看行政权力合法性的话语基础

政治权力在现代和当代社会中有多种构成成分。其中行政权力要取得合法性当以交往权力为基础,后者还可以过滤社会权力对于行政权力的不法渗透。交往权力来源于公共领域。     

先富能人争当村官与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村庄权力结构是村级权力运作的社会基础。先富能人争当村官并形成派系,对村级权力结构合法性程度的提高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具有积极效应,同时又使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要在充分肯定先富能人争当村官并形成派系博弈正面作用的同时,遏制其消极作用。     

略论先富治村背景下的基层权力制约

转型时期,农村先富群体参政已成为乡村治理中一个普遍现象,富人村官一方面对促进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显著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作为"经济权威型"的富人村官较之"道德权威型"的村官更容易出现以权谋私、权力越位、缺位等权力非规范化运行的现象。本文从政治、经济和作风三个方面论述了先富治村背景下农村基层权力异化的表现。拟从法制思想、个人素质、村级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探讨权力异化的原因并探讨论述制约基层权力的路径。     

社会转型与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本文利用合法性理论从合法化过程和合法性资源上分析政治权威。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威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流失,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给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性不可忽视。政治权威的存在与巩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因素,公共权力必须全方位地培植、更新、重塑政治权威在新时期的合法性资源。     

网络民意对我国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

网络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新途径,但其弊端还制约网络民意进一步发展,使得网络民意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求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势必影响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的良性互动,因而有关网络民意影响公共决策的现实合理性争议的声音越来越大。网络民意对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过程表现出一定的规律,要合理利用网络民意来保障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法伦理视野下的弱者权利保护:意蕴、根基与进路

在法伦理视域中,"弱者权利保护"命题实际意味着对弱者权利保护道德基础的追问、对相关法律制度的道德批判以及对弱者权利法律实践中道德因子的探寻。确立弱者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根基,应立足于生活世界本身,尽量消除工具主义思维,实现道义伦理与功利伦理的有机结合。重新昭示个体德性,确立弱者权利保护的公共伦理,并以内含伦理精神的法律运行过程来整合公共伦理与个人伦理,是破解弱者权利保护道德困局,实现弱者权利保护法律与伦理统一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