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行政程序概念的文化解析

中国传统行政程序是指中国传统行政的工作次序、步骤和过程的总和。它是建构在权力一元化模式之上的。其一方面保障君权通过程序性规定限制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在皇权的控制下可突破正常程序,以加强皇权对行政事项的主导作用。因此,传统行政程序中既有形式内容,也有一定的实质含义。在中国古代,“程”、“序”是分开使用的。传统行政程序使用“程式”、“法式”、“公式”、“序”等概念。近代以后才在西法的影响之下,将“程”、“序”合用,对译舶来的现代行政“程序”,在概念的整合中,保留了传统行政程序的形式意义,摒弃了其中的实质内容,但没有吸收现代行政程序概念的形式理性和限制行政恣意的要素。     

从压制型行政模式到回应型行政模式

行政必须转换模式 ,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压制型行政模式立足强制 ,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否认相对方利益的正统性 ,只适用于维护“机械团结”的社会秩序。以“有机团结”为典型特征的现代社会 ,需要确立回应型行政模式 ,通过非强制行政行为 ,统合多元利益 ,培育社会自治 ,汲取社会智识资源 ,催生行政民主。以人文主义为精神核心的现代行政法 ,弘扬人的主体性 ,从不同层面推动现代社会迈向回应型行政模式。     

行政检察视域下的企业行政合规问题

企业合规治理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以行政检察切入企业合规建设工作机制尚未得以构建,企业合规制度在行政监管领域的正向作用亦未充分展现。契约行政理论、行政处罚“目的论”、现代国家与现代企业治理理论为企业行政合规提供了理论依据,检察机关“合规成果行刑互认机制”“首违不罚”的行政检察监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为该项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参照。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工作的机制缺失,应从明确检察机关在企业行政合规中的监督角色定位,推动行政、刑事领域企业合规的一体贯通以及以检察建议助力社会治理三方面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工作体系,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与刑事一体化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工作机制。     

行政垄断行业引入竞争

反行政垄断更多的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这就需要政府在“竞争”和“管制”效力之间进行权衡     

中层行政：行政中层与实际行政

行政中层是一个行政组织中处于中间位置的行政层次,由于行政职能过多、过细以及行政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形式主义,导致行政领导不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行政事务上,而行政中层可以利用在组织内所处的承上启下的位置,通过掌控行政过程中的具体环节,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产生“中层行政”现象.“中层行政”现象启示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和精简政府职能,减少形式主义,改进行政方式和行政文化.同时,注重提高行政领导的专业化水平,保证行政领导权责相符,强化对行政中层的监督,避免负面问题的产生.     

论行政裁判中的请求权方法

我国当下行政裁判实践中,主要存在“行政行为分析方法”与“行政法律关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民法上成熟而严谨的“请求权方法”可以引入行政裁判,通过行政法上“公法权利之甄别”、“请求权基础之检索”和“公法限制之审查”等步骤予以适用。当下的行政裁判上请求权分析方法还存在“规范缺失”、“视野偏狭”等问题,需要与传统的行政行为分析方法相对接,并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等考量因素,使其充实并完善。     

服务行政与民生主义——以“杭州市停车新政”为例

现代行政理念的发展经历了从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过程。服务行政以有限政府为其角色定位,以管制和服务并重为其行政使命,以公众参与为其治理特点。在利益多元的现实条件下,服务行政应当变革传统的治理方式,通过增强政府协调利益冲突能力、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及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等途径平衡利益冲突,保障社会民生。     

“双服务”理念下现代行政之变革——服务行政的解读和提升

现代行政应是在“双服务”理念支配下的有效行政。所谓“双服务”理念是一种对秩序行政、服务行政和依法行政加以整合的理念。它在目标层面上表现为两种利益观的整合———既服务于公益又服务于私益 ,在工具层面上表现为在依法行政框架下多元化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双服务”理念为解决复杂的行政问题提供了一种整合、兼顾的思路 ,其解决复杂行政问题的强大功能在实践中已初见端倪。     

对我国行政强制措施制度的质疑与思考——以大陆法系行政执行理论为参照

本文以大陆法系相关理论为参照,对我国行政法中行政强制措施制度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对行政强制权行为的研究应从行为的发动条件和实施程序着手,行政法上所有的强制权行为均可归入“行政强制执行”和“即时强制”中,作为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并列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措施”的设置应予废弃.文章还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2项的解释提出了新的看法.     

行政公开原则之价值分析

行政公开是现代社会民主的标志之一,也是现代行政的应有内涵,本文从“法律资源”、“行政权 在三权分立下的运作”以及“经济、政治的成本及利益分析”等三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行政公开原则的价值作了初步探讨,以期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Regulating technology: Can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cope with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debate over scientific issues has made a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o the public-polity process.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scientists undertaking “pure” science in their laboratories did not envisi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scovery through administrative agency regulation of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results of such research. Yet example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risks abound as the nation grapples with nuclear power issues, new-drug testing,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o name a few. This paper considers whether the presently constituted regulatory apparatus is capable of responding to dramatic advances in technology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way. Concluding that it is no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circumscrib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ulatory process. Then it discusses alternate approaches for regulating the risks pos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out doing too much violence to due process or the no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传统行政法与政府管制法的关系

政府管制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管制与行政管理、政府管制法与传统行政法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各种要素得到展现。从政府管制法与传统行政法、传统经济法关系的角度对行政法学体系进行再认识,可以将政府管制法作为建立在行政法一般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分支来(亚部门法)开展研究,这对于推进政府管制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     

Regulation, risk assessment, and the Supreme Court: the case of OSHA's cancer policy

As a case study of policy distortion in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processes, this article first establishes the incongruities among the political, scientific, and legal issues surrounding OSHA's Cancer Policy and then examines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ignoring these incongruities in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about that policy. By delineating the political, scientific, and legal issues involved, we develop a basis for assessing the Supreme Court's difficulties in reviewing the Cancer Policy. These difficulties are related to the issue of regulatory reform, as indicated by the subsequent fate of OSHA's Cancer Policy under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reflections upon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OSHA's regulation of workplace carcinogens.     

核安全独立监管的路径选择

提高核安全水平需要强化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核安全监管独立性的本质是核安全监管机构能够在不受其他主体的不当影响下就核安全相关问题做出决定,并有能力履行规定的核安全监管职责。核安全独立监管的法理基础是核安全问题的专业性要求、政监分离的原则和监管政策稳定性的需求。核安全监管机构根据其设置模式主要分为与传统行政部门合并的核安全监管机构、隶属于传统行政部门的核安全监管机构和独立于传统行政部门的核安全监管机构。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提高我国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需要制定核安全法明确其法律地位,规定其统一行使核安全监管权,并将其设为直属于国务院的核安全监管机构或部门(委)以提高其行政级别。     

行政执法的博弈分析——兼论行政法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社会经济生活中广为存在的博弈现象与行政执法在精神实质、价值追求、研究视角、的契合性,博弈理论在多学科和多实践领域的应用经验,为行政执法的博弈分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着力于识别博弈现象与行政执法二者之间存在的关键连接点,通过博弈论的主体、行为、效益、信息等理论构件对行政执法进行博弈分析,进而探索以博弈理论引领行政执法观念的更新,以重构行政执法机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从而实现行政博弈过程追求的纳什均衡和行政法制指向的利益平衡.     

论行政监管权与法治

行政监管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十几年间,监管效果并不理想,市场经济和现代监管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监管权力失灵已经开始显现,这种消极现象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消除,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进行规制。     

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

早期行政法学普遍经历了从行政科学到法律科学的转向,而现代行政法学则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转向以行政过程为中心。发韧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府规制理论为现代行政法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革新传统行政法的概念架构和学理体系,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     

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

法解释学框架之下的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具有制度化、衔接性和储藏性功能,主要服膺于司法审查、程序控制和权利救济。在现代行政任务膨胀的背景下,传统行为形式理论险象环生,特别是其对行政实体政策面向的关注严重不足。因此,对传统行为形式理论的第一个提升应当是法政策学框架下的规制工具及其选择理论。公法学者对此义不容辞,因为他们掌握公法理论和规范架构,可以补足纯粹规制工具描述的价值基准和规范框架。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理论构造应当包括一个基点(传统行为形式理论)加三个理论提升(规制工具理论、行政过程论和行政法律关系论的塑造)。行政活动方式理论的新构造可以透视现代行政法学研究的新增长点。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私法诉讼与行政规制两种主要路径,私法诉讼多以侵权之诉的形式展开。由于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的地位失衡,信息主体举证困难,维权难度高;由于损害难以界定,诉讼存在成本与收益不均衡的激励困境;同时,个别性的诉讼也难以有效回应系统性的社会风险。行政规制路径以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作为法权基础,在专业性、信息充分程度、治理效率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更妥善地处理两种路径的协调。未来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路径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制体制,充分运用行政处罚、自我规制、内部管理型规制、第三方规制等多元化的规制机制。     

论“国际行政”类型界分

国际行政法概念的前提是所谓“国际行政”的存在.通过对全球治理中不同类型的规制主体进行理论界分可以对国际行政做出适当的阐释,划分的标准为主体的固有特征及其权力行使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把国际行政划分为国际组织的内部行政、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行政、私人机制国际组织的行政、公私混合型国际组织之行政、基于国内官员之间合作安排的跨国网络实施的行政、一国国内当局实施的涉外行政等六种.事实上每一种形态都包含众多的跨国规制机构,这只是选取其中最为典型的跨国规制机构重点进行阐述.当然,这种界分是一种为便于研究的相对理想化的做法,在实践中,许多形态的规制机构界限并不是非常清晰,或者是相互重合的.这仅仅是试图对国际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关系类型化的一种尝试性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