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途径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项重要权能,也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其侦查权的改进与完善问题一直是法学实务界与理论界争论的焦点.现有的侦查体制框架已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一大桎梏,亟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如何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运行模式,是当前检察改革的一项重点课题,本文拟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现实形态与弊端入手,分析.论证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权需要改进与完善的主要问题.     

检察机关侦查权及关联问题研究

侦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争论十分激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作出了权威性的注解，对检察改革的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分析

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问题是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这归结于职务犯罪侦查权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学术界和司法界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探讨从未停止过,众多观点集中表现为将职务犯罪侦查权移交公安机关;独立于检察机关成立专门侦查机关;继续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等,笔者赞同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     

论检察机关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配置是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存在着同体监督,配置不力的根本缺陷,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检察工作深入开展的需要。而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和所有强制措施的执行权,扩大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的范围,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监督的力度,实行垂直领导系统等,能优化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配置。     

刑事诉讼视野中检察权配置的理性反思与合理构建

检察权即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中所承担的特定职能和责任。目前,我国检察权的配置还存在较多的缺陷,从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和职务犯罪侦查权等方面完善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是当前司法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     

日本检察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及其启示——以邮费优惠案为例

日本检察官素有“刑事司法脊梁”之美誉,不过,2009年发生的邮费优惠案中检察官大量滥用侦查权力的行为,使得日本检察机关遭到广泛质疑,声誉扫地.该案反映出,检察侦查过程中的非法讯问难以遏制、内部监督在防止侦查权滥用方面乏力等问题.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与日本检察官“成果主义”司法文化、法官对检察官的顺从等深层次原因密切关联.中日两国在司法传统、诉讼文化、检察侦查权配置及其监督制约方面有诸多共性,这使得日本检察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及其实践对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我国检察权配置的现状与优化构想

检察权是一项国家权力,检察权到底如何定位?这是当前司法改革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检察权的定位、配置现状以及在学理界和应用法学界被质疑的焦点进行分析,针对当前我国检察权配置存在的缺陷,从厘清外部边界和优化内部配置两个角度探讨检察权配置问题,以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展开论证,提出完善公诉权,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权、强化司法监督权、科学设置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实行“以条为主”的领导体制等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建议.     

论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对侦查权的制约,在侦查阶段,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发生直接冲突,如何对侦查权进行配置,直接体现了一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对刑事诉讼程序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国侦查权的配置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较鲜明的特点,也存在着特有的问题.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侦查权的优化配置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总体认为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实行检警一体化改革是优化侦查权配置的两个主要方向,不过,在我国现行司法结构和宪政体制下,这种改革动议也面临着现实障碍,如警察权力过大,司法不独立,检察官、法官素质有待提高等.     

论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当性

我国部分学者立足刑事诉讼流程的合理化,主张检察机关放弃职务犯罪侦查权.但从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当前宪政结构考虑,中国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和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质的同一性.中国检察机关的司法弹劾权和组织独立符合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多年积累的侦查人才和经验有利于惩治和预防犯罪,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接受着多方面的监督和制约.     

论检察机关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配置是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存在着“同体监督，配置不力”的根本缺陷，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检察工作深入开展的需要。而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和所有强制措施的执行权，扩大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的范围，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监督的力度，实行垂直领导系统等，能优化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配置。     

论政府法制管理创新

政府法制管理是一个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它包括政府的法制化和政府依法实行管理两大方面。政府法制管理创新是实现政府法制管理和政府科学管理的有效整合,以形成一个科学、合理、高效、协调的法制政府系统。政府法制管理创新不仅会提高政府管理工作的效率,而且会促进社会发展的长期的整体的效益。实现政府法制管理创新必须解决好政府官员及专家与人民群众的素质整合、政府法制管理与执政党领导的整合、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整合、政府管理效率与社会效益的整合等问题。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本文认为当我们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的时候 ,不能片面地认为法律本身是万能的 ,也要注意加强德治建设 ,以达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目标。     

复调的法治：规则之治与法律家之治

我们应从简单的规则主义法治观转变为复调的法治观。复调的法治观,以规则主义法治观为主旋律,以 法律家之治作为必要的伴奏乐。恰当的法律家之治可以弥补规则主义法治观的局限与不足。     

关于法治与德治问题的思考

“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在不同时代被统治阶级赋予了不同的内容。从西汉起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的儒家“德治”学说，主张“德主刑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治”与“德治”并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倡导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     

关于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施依法治国必须要贯彻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的重要原则,也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

传统民法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采取区分式的立法模式。在第三人欺诈情形,排除意思表示人针对善意相对人撤销其意思表示的权利;在第三人胁迫情形,则赋予意思表示人以无限制的撤销其意思表示的权利。区分模式忽视对交易安全的保障,造成法律制度内部的冲突。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设立统一规则的模式具有诸多优点,在最近的民法理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未来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应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采纳统一的规则模式,承认在无信赖利益保护需求时,被欺诈人与被胁迫人享有撤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