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第一,全面、充分、深入地认识领会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避免认识上的任何片面性。“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紧密结合,应当成为我们治国的一个基本方略。由于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而道德则是重在教育那些尚未违法犯罪的人,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使他们不去犯罪,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才能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得到有力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农”问题与“三个代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当今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入世后形势最为严峻的问题,更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必须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本文从深入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角度,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     

新农村建设：尽早“搭台”，防止“拆台”

“新农村”,是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最鲜亮的名词之一,给解决困扰人们多年的“三农”问题带来了曙光。新农村“新”在哪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有“全景式描绘”。“二十字”目标,几乎涵盖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内容:“生产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体现;“乡风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精神支柱;“村容整洁”,是建设新农村的环境氛围;“管理民主”,是建设新农村的体制保障。     

邓小平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

邓小平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陈安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解决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是破字当头，还是重在建设？这个重大方针的选择，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邓小平在总结我们过去长时...     

直面“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的若干思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以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提出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如何经得起“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是全党同志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直面“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解决认识问题，树立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二是解决精神状态问题，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三是解决能力不足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四是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自觉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五是解决腐败问题，深入持久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县（区）纪委使用“两规”“两指”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反腐败斗争实践证明：在当前条件下，正确使用“两规”、“两指”措施，对于突破大案要案，严惩腐败分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纪检监察机关尤其是县(区)纪检监察机关在使用“两规”、“两指”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心”入基层，自省“我是谁”

阔天地在基层，源头活水在实践。当前，新闻战线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是这一活动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三个“谁”，三位一体，相得益彰，只有明确了“我是谁”，方能回答好“为了谁”、解决好“依靠谁”。     

“给我上”不如“跟我来”

在一些基层单位,人们把用嘴讨好人,称之为嘴“甜”,把不计得失、敢于批评别人称之为嘴“臭”。我以为,在“好好先生”招人喜欢、大行其事的情况下,嘴“臭”好。好就好在,它体现了基层干部的匹夫之责。如果对本单位的问题视而不见,对属下的错误缄口不言,听之任之,看上去谁也没有得罪,而恰恰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领导干部不可“讳疾忌医”

时下。人们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定期体检。发现病情及时治疗。由此，笔者想到领导干部的另类”体检”问题．对领导干部要经常进行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的“体检”．以便能够及时发现“病症”．及时诊治．使其经常处于“健康”状态。     

弘扬“三种精神” 走实“最后一公里”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在解决好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最后一公里”看似末端,但如果不通,就会“末梢不灵,手足无措”,甚至“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党员干部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实践者和关键推动者,要想走实“最后一公里”,需要弘扬“三种精神”。弘扬钉钉子精神,拆掉干群“隔心墙”。     

说“德”道“福”

道德一词由来已久。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国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道德”这个词语。“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德”表示对“道”认识之后,按照它的规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从孔子开始,千百年来,人们就一直重视道德问题。     

添加剂为食品“添光增彩”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日渐关注，目前市场上开始流行各种称谓的优质农产品和制成品，例如“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一些消费者反映无所适从，不知哪种更可靠、更让人放心。     

社区党建应注意抓“四个效应”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不断加强和改进基层组织建设。”① 社区党组织 ,是城市党的基层组织。社区作为与政府、市场相比肩、相区别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构成 ,在实践中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 ,事实上 ,社区党建也同样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人们从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操作方式等多方面入手 ,进行了实践的和理论的多层次探索 ,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认识。本文作者认为 ,在这样一些有益的探索中 ,必须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 ,注重抓好“四个…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在一个实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央提出的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实际上要求我们以求实的精神、务实的行动把学习向更高的层次升华,向更高的领域延伸,向更广的范围拓展,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真正在有所提高,在工作上切实得到改进。要着眼于思想实际,在常学、深学、真学上下功夫当前,有些同志对中央提出的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有看法、发牢骚,甚至说怪话,出现一些错误论调。一是“再学重复论”,认为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有三年多了,天天喊,年年学,耳濡目染,再学…     

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 强化教学改革与建设

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党校教学工作中的深层次问题，其中就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和信息网络环境建设等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南方谈话”的本质特征是反“左”

1992年初,邓小平怀着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于1月18日至2月21日,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几个南方城市进行了视察,史称“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谈话,史称“南方谈话”。这次“南方谈话”,对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中国,起到了指明航向的作用,使长期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问题得到正确答案。使中国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航向,开展了新一轮建设热潮。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人们都在回眸省视10年来的发展历程,无一不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自年初以来,本刊编辑部陆续收到一批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其中不乏佳作,都以作者自己的眼光、体会,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南方谈话”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共同发出了一个心愿:要把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遗产世代相传,把与“南方谈话”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和实践好。由于本刊篇幅所限,不可能将这些纪念性文章一一全文刊载。选择几篇“有代表性”的署名文章吧,但细想一下,一枝独秀不是春,几枝鲜花也不是春,满园春色才是真正的春天。因此,我们没有简单地刊登一两篇应景文章,而是摘出众多作者们的主要观点和深刻体会,使纪念邓小平南方     

领导干部要以“公”树“威”

威信重在一个“威”字，有威压、威迫、威慑、威严、权威的意思。有的领导者看重权力、强调威力，恰恰是人冶社会的遗迹，体现“重权、为权、谋权”的官本位思想。古人讲：“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公生明，廉生威。”     

扶贫需向政绩考核“问药”

当前，精准扶贫的大幕已经拉开，如何将有限的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直接关系到扶贫成效和村民的满意度。精准扶贫，重在对症下药、精准滴灌，拒绝走马观花，大水漫灌。然而，在一些地方，扶贫干部轻“里子”、重“面子”，喜欢表面的花枝招展，而对真正的贫困问题视而不见，导致扶贫方向“走偏”。     

克州乡镇学校“双语”教学改革初探

培养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是实施“双语”教学改革的前提，是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克州“双语”教学师资量少、质弱、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克州少数民族教师教学的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加强克州少数民族教师“双语”培训工作，并提高少数民族教师的“双语”授课水平，使全州少数民族教师达到“双语”教育教学的要求。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就同“四人帮”进行了正面斗争。1976年初,邓小平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当年4月再次被打倒。但邓小平即使是在自己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以巨大的勇气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四人帮”展开了正面斗争。这种斗争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到了全党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