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监督职责的完善与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两个责任",其中纪委负监督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有效施行应当具备以下五个条件:独立性、权威性、有限性、自律性与专业性。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正风肃纪、惩治腐败,为"履行好监督责任"这一课题积累了宝贵经验,很多工作实践和制度建设有效增强了纪委监督能力。在高层推动、人民诉求、能效要求等驱动因素的基础上,纪委监督职责有望通过进一步改革加以完善。建议从改革管理体制、深化异地交流制度和任期制、继续探索"曹克明改革模式"等方面进一步增强纪委独立性和权威性;强化组织、社会、个人三个层次对纪委的监督,进一步提高其有限性和自律性;加强全局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人才培养,探索专业技术序列建设,提高纪检工作的专业性。     

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

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首先要厘清纪委与党委的关系,明确纪委对同级党委监督的权力来源,保证纪委的监督职责落到实处,这是前提;其次要改革现有的组织人事制度,改变现有的组织人事关系,保证纪委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使纪委能够硬起腰板、板起脸来开展监督,这是关键;再次要健全相关的监督制度,保证监督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保证纪委监督同级党委有章可循、具有刚性,这是重点。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完善党的纪检机关领导体制路径探析

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专责机构,纪检机关承担着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纪检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建设的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一体制在实践中对纪律检查机关作用的发挥产生一定的制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通过深化纪检机关领导体制改革,增强纪律检查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从当前来看,完善党的纪检机关领导体制尤其需要做到:一是明确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权力和责任,破解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难题;二是完善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监委为主的领导体制;三是改革各级纪委书记及副书记提名办法,加强纪检干部监察队伍建设;四是完善派驻机构管理体制,筑牢纪检监察组织网络。     

在基层监督执纪问责:基于G省调查问卷的分析

乡镇街道纪委是基层反腐败的专责机关,其监督执纪问责等情况直接影响着反腐败的实际成效。通过对G省的问卷调查发现,乡镇街道纪委书记的个人素质比较优秀,但职业发展认知悲观;纪委工作的独立性较差,受到外来干扰和压力较多;对近年来反腐倡廉方面的创新改革普遍给予正面评价,并持乐观态度。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需要充实乡镇街道纪委的人力配备,突出案件查办的重心地位;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切实保障纪委履职的独立性;瞄准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聚焦基层腐败高发易发群体、环节和领域,加大惩处力度,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反腐败工作机制改革的重点

创新工作机制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保障,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当前在反腐败工作机制的改革重点方面,必须明确重点,紧紧扭住"两个责任",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优化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具体职权配置;强化"两个为主",推动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既要增强上级纪委领导的权威性,同时发挥好下级纪委履职的积极性;实现派驻机构和巡视工作"两个全覆盖",实现党内监督没有例外、不留死角,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香港申诉专员制度的发展与启示

香港申诉专员制度是一种以申诉专员为主体的行政监督制度。它从建立以来持续发展,突出表现在独立性不断加强、职权不断扩大、方式不断增加,以及绩效不断提高。其发展蕴含着一些经验与启示,即行政申诉要有必要的改革、要有真正的独立性、要有足够的权威性,以及要有多方的合作等。这些启示对我国行政监察等制度的改革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价值。     

高校纪检监察组织发展现状及特点 ——基于辽宁省高校纪委书记任职情况数据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落实八项规定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纪委落实监督责任。在这一政策背景下,通过调研辽宁省高校纪委书记任职情况数据,发现辽宁省高校纪委书记的任命很好地践行了异校交流任职制度,绝大多数高校纪委书记在党委的排名并不依据学校纪委的地位情况,纪委书记的廉洁程度和学历水平相对较高。辽宁省高校纪委书记任职情况数据充分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纪检监察组织的独立性、权威性、廉洁性和专业性有了明显的发展,有利于促进高校纪检监察组织有效履行监督责任。     

全球反腐败大势对我国反腐倡廉的几点启示

综观近年来国际反腐败局势,无论是欧洲、北美的发达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廉政建设方面都有不少好的经验举措,从中既可以看出全球反腐败的大势,对我国开展反腐倡廉也有不少启示。主要有：高度重视廉政文化,积极培育良好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环境;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着力解决滋生腐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高度重视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建立健全坚强有力的监督体制;高度重视社会舆论监督,确保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高度重视反腐败立法,不断构筑严密的廉政法律体系;高度重视严厉打击,对公职人员腐败形成强大威慑。     

纪委独立性对反腐败力度的影响——来自省纪委书记异地交流的证据

<正>文章基于1998²012年中国省级层面的反腐败数据,以省纪委书记异地交流为制度背景,研究了纪委独立性对反腐败力度的影响。由于纪委书记的异地交流打破了同级党委对纪委书记人事任免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纪委作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具备     

朱子理学与明清廉政文化建设

正文章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级层面的反腐败数据,以省纪委书记异地交流为制度背景,研究了纪委独立性对反腐败力度的影响。由于纪委书记的异地交流打破了同级党委对纪委书记人事任免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纪委作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具备     

论我国反腐败机构设置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现行反腐败机构由于设置上还不够完善,工作中出现了职责分工不明确、协作配合不强、工作独立性缺乏保障、调查手段不得力等一些问题。鉴于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国外反腐败机构设置运行的成功经验,我国反腐败机构设置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一方面,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将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与行政监察机关合并,继续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并授予行政监察机关在调查腐败案件时采取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内控和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对合并后的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防止纪检监察机关滥用权力,保证执法工作的客观、公正。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在惩防体系中的功能及其实现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对惩防体系中的廉政教育、腐败预防、权力监控、纠风机制、反腐案件、体系考核等多个环节发挥重要功能,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输入的信访信息为惩防体系的运作提供针对性的依据。十八大之后,反腐倡廉工作和惩防体系建设面临着新形势,对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要从完善信访工作理念、畅通信访渠道、加强信访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创新信访工作方式方法、健全信访工作体制机制着手,不断提高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权力人腐败的机会主义动因及其矫治

人类经验表明,权力腐败实质上是权力人的违法腐败。机会主义人性行为分析证明,权力人的腐败本源于权力人的机会主义人性,是人性利己与利他矛盾内耗的外在表现。通过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代理人机会主义和权术机会主义的观察也发现,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则约束,权力人从本性上必然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滥用权力,作出谋求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败德"行为。因此,为了防止权力人的腐败,就需要以多重制度设计抑制权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权力人的败德行为,矫治权力人的权力滥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权力人机会主义腐败的治理将是一场需要战胜自我本性的持久战,要打赢这场反腐持久战,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反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化、协同化与现代化。     

纪检监察机关在作风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在作风建设中,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委政府抓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助手,承担着协助党委政府抓好党风政风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教育、监督、惩处、保护、组织协调等职能,努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积极推进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的建设,促进党风政风的进一步转变。     

关于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建设若干问题的新思考

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建立健全一套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体制机制,这是破解腐败高发、多发的基本途径。只有组建一个由预防腐败署、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构成的预防与惩治腐败完整体系,才能充分发挥结构科学、运行规范、监督有效的功能,形成一个能够保证各职能机关各负其责、相对独立、依法治理的运行方式。完善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巡视制度和"一案双查"等制度,逐步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同时把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作为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这是我们党实现依法治国的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的新思考,是跳出历史周期律支配的新路径。     

Towards a Model Public Sector Integrity Commiss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urrent debate in Australia about public sector integrity and the idea of a standing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From this debate the article outlines a specific type of ‘public sector integrity commission’ that in principle should have the necessary powers and techniques at its disposal to minimise corruption while ensuring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The debate has been most active in jurisdictions that have not had 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 mainly in Victoria, South Australia and Tasmania – but debate about integrity commissions has occurred in all jurisdiction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s are essential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at a model commission should: cover all elements of the public sector;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 serious and mid‐level complaints; have own motion powers to investigate any matter; have summary authority to apply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make use of a range of investigative tools; not be tasked with combating major and organised crime; and be held accountable to citizens through a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and a parliamentary inspector.     

Why does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occur in the EU?

Why does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occur in the EU system? Several examples suggest that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exists and that the Commission’s anti-fraud agency, OLAF, is not a fully independent authority. We thus develop a nove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incipal-supervisor-agent model to cope with non-independent anti-fraud units. This model shows that corruption is likely to occur when the expected value to the client from bribing the agent is larger than the expected value to the principal of truth-telling by the supervisor. Overall, this analysis points to the risks of flawed incentives and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 among principal, agent, supervisor and client. Our mai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s a result of these findings are that OLAF should be placed outside the Commission, and that whistleblowers should receive adequate protection.     

网络反腐及其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网络反腐包括民间网络反腐和官方网络反腐两种类型。民间网络反腐是广大网民借助于互联网,利用博客、微博、网络论坛、QQ群、网站新闻的跟帖、手机微信等形式揭露、举报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和政府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活动。官方网络反腐担负着监督执政党组织、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运作公共权力,进行公共管理的各项活动的责任。政务公开则是各级政府开展网络反腐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要实现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的有效衔接,使之真正成为政府纪检、监察等机构反腐败功能强有力的补充。网络反腐更重要的功能应体现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上。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管模式比较及其改革路向

探寻新的廉政突破口,迎接廉洁拐点,是当前中国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之道。基层纪检监察机构是履行反腐败职能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其派驻机构是反腐倡廉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反腐败困境的突破,关键取决于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绩效的提高。经过长期反腐败实践,派驻机构统管成为基层纪检监察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已形成点派驻、片派驻、混合派驻三种模式,但都有其优劣。以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机构为鉴,当下中国内地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要着力提高廉政绩效;在推进改革的方向上,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须进行纵向上的垂直管理、横向上的内部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