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指示”的起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五七指示”。而这封信的起因,却少见提及。近日,读到《邱会作回忆录》,才窥见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所接触到的于光远

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于光远溘然长逝,走完了整整98个春秋.     

司徒雷登：我所接触到的中国权贵

我到北京之后,即开始主动拜访中国官员,让他们了解我们基督教大学的宗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对方筹集资金,以示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亲善友好。很多官员都已退休在家,他们在任职期间均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方式贪污了一大笔钱。     

我所接触的聂元梓

文革期间,在北京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中,五大"领袖"是最红的,他们都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并把他们的组织封为"造反派".这五个人是,北大的聂元梓,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先是朱成昭后是王大宾.这些"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依靠对象,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信息的主要来源.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频接见他们,"五大领袖"的身价便日益提高.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同他们都有接触,但联系最多的是北大的聂元梓.聂元梓是五大"造反派"头头中唯一的干部,其他人则都是在校学生.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对聂元梓倍加关心和重用,而我则充当了"联络员".     

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事件

一 我是1965年11月入伍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卫生队,1967年4月调入二大队六中队。二大队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警卫部队。1968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被任命为六中队一分队队长,是林彪的“随卫”警卫员。林彪出行时,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上)

偶然被胡耀邦认识 　　我很早就知道胡耀邦,但当时胡耀邦并不认识我.他是我的父辈,比我大差不多30岁. 　　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下)

不给锦上添花 　　大概是1972年,我还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院副院长是唐恺,他是一位有名的法语专家,<毛泽东选集>的法译本由他最后定稿.一天,在校园里他碰到我--给我的感觉是他在专门等我.……     

我所亲历的大跃进岁月

1958年的“大跃进”与1957年的“反右派”是紧密相连的。正是“反右派”的强大政治压力,压出来了“大跃进”的荒唐岁月。     

邱会作之子：我的一九七一

我所在的124师是甲种战备值班师,我那时是该师下属370团三营八连指导员。我们师从1970年就开始在“支左”（编者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中增加了国防施工的任务。我们团参加的“七〇五工程”在广     

我所经历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我在延川县马家河公社中学（和小学在一起）担任教导主任。春上刚开学，县上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文件中有许多孔子（当时戏称“孔老二”）以及历代推宗孔孟之道的言论都是文言文。我在高中时文科成绩较好，因而学起来比较轻松，颇受上级器重。可当时的政治气氛并不轻松。关系好的人会私下议论，     

我在林彪身边的日子

1963年12月中旬,我刚刚过完20岁生日,就被批准入伍,光荣地成为河南省洛阳总字352部队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在部队服役的三年中,我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三次立功受奖。由于表现突出,1966年10月,我被调入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处任警卫战士。     

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的三重论域

土地空间资本化既是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现实语境,也是资本向自然空间扩张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不仅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运行逻辑与权力统治,还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因此,其土地空间资本化理论既具有经济批判进路,又具有政治批判关涉,还具有生态批判维度。在经济批判上,马克思揭示,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既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土地空间从私有化、商品化走向异化;在政治批判上,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土地空间进行支配,并在土地空间与人自身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建构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制;在生态批判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化的土地空间与人的关系发生裂变。深入探究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当下重新思考、构建人地和谐的空间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负责掩埋林彪父子的经过

王中远今年已过耳顺之年,是江苏苏北人,如果不问籍贯,乍一看上,王中远的脸型更像是一个蒙古人。王中远是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是蒙语专业。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年后他派往一个偏远的国家大使馆工作,在外交生涯中,碰到了震撼中国大地的“9·13”事件,并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见证人。     

青年马克思走向政治批判的“卢格因素”研究

青年黑格尔派构成了马克思早期理论发展的重要背景,然而在传统的哲学解读视域下,学界仅仅关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的关系,而对马克思与卢格的学术关联关注不多,这就使一些重要的问题被忽略。比如,在宗教批判占主导地位的氛围下,马克思究竟是如何走向政治批判的。卢格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哲学的创始人,引导了青年黑格尔派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梳理马克思与卢格的理论关系,有助于我们回答青年马克思理论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比较清晰地勾勒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为青年马克思思想研究提供可信的历史线索。     

从技术理性批判到社会制度批判——兼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转换批判主题的逻辑意蕴

生态马克思主义因其以生态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批判而受到当代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由此也导致学术界把关注的目光过多放在对其制度性理论批判的梳理上.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何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以技术理性批判为主题转向以社会制度批判为主题的深层原因并未论及.由此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以技术理性对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确立的缘由及其理论批判缺陷入手,揭示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进行转换批判主题的深层原因和目的,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一批判主题转换的逻辑意义在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把法兰克福学派以发现问题根源为思维的逻辑起点转换为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思维逻辑新起点.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恰恰突显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制度性批判主题确立的重要目的性,也彰显出这一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理论特质和实践意义.     

我所了解的澳大利亚工会

笔者曾四次随团访问澳大利亚,经历了与昆士兰州工会友好交往这一过程,自1997年7月起,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开展了交流。通过交流和研究,笔者对澳大利亚工会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些     

我所知道的张东荪

一 张东荪是何许人？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多少知道一点，再年轻的就未必知道了。     

我所认识的陶铸

我是陶铸手下“八竿子打不到”的“小萝卜头”。最早见到他，是1949年新年过后，他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政治委员任上调到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在北平外围先后召开“四野”各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会议，布置北平和平解放与部队相关的宣传工作、组织工作，我奉命去给两会作记录，那时候我是“四野”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的干事，天知道干吗会让我去给这两会作记录。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

熟悉梁漱溟的人应该都知道，1931年到1937年他在山东省邹平县创建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我就是邹平县人，以前陆续听说过梁先生的一些情况，但真正开始接触他是从1986年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