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

"良性违宪"的出现,是因为宪法和中央法律过多限制了地方自主权。宪法是一部保障而非限制权利的基本法。宪法的根本目的不是通过制度性规定剥夺地方尝试的自由,更不是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而是为所有人保障一个权利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地方政府可以自由探索对满足当地需要而言最有效的途径。要从根本上解决"良性违宪"所带来的困惑,就必须转变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维,从制度上保障地方试验的顺利进行。     

论地方制度及其宪法保障

地方制度是一国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地方政府、地方自治在国内外的含义不同,地方制度的宪法地位、作用和宪法对地方制度的保障,也不尽一致。我国国家结构呈复合单一制的形态,地方制度也有自己的特点。针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问题,应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完善宪法对地方制度的规范和保障。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之基本问题研讨

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有必要采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之新途径进行分析,从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命题高度出发,高屋建瓴对影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问题予以研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涉及的地方自治和垂直管理等问题上,应该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坚定不移又循序渐进地推行和拓展地方自治制度,并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从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中充分体现现代法治精神。     

宪法文本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已经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但是从宪法文本出发探讨这一问题的成果却极为有限。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大概有三十条左右，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条块结构”。虽然宪法文本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某些方面规定得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重要内容缺失、部分规范滞后、表述过于抽象等缺陷。其完善进路主要有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下位立法三种。就现阶段而言，加强宪法解释无疑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论地方团体法人的基本权利能力

宪法实践自晚近以来逐渐有条件地承认地方团体法人的基本权利能力,地方团体法人及其事务权以基本权利的形式获得宪法保障,这带来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深刻变革,表明央地关系法治化进入宪法层次。我国宪法规范虽然也设定了较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主体范围,但由于公法人观念的缺乏,以及国家与地方事权划分的不明确,地方远谈不上基本权利能力的问题。我国有必要充分借鉴比较法的经验,塑造地方团体法人及其独立的权利能力,逐渐在宪法层面发展地方团体法人的权利保障机制,从而在根本意义上实现央地关系的法治化。     

论中央与地方法律关系的变革

要检讨目前宪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进而期待日后修宪能够弥补这个缺憾,我们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检视一下地方分权所具有的宪政意义。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几点极为特殊,是世界其它国家所难比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在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方面,应注重地方自治的精神,来妥善地平衡中央统一领导,以期达到最能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之目的。重新评价宪法政策,可以获得地方分权和自治有正当性的结论;法治原则也要求地方分权、地方自治的体制能有一个较为坚实的宪法基础。只要宪法设置国家统一及禁止分裂的防卫机制,地方分权和自治不会造成国家分裂。今后中央地方彼此的权限,应尽可能地在宪法的位阶上加以明确界定,成为宪法保留的制度。     

从宪政角度看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搏弈

中央与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在权力的配置上,二者都追求的权力的最大化,而由于国家结构形式的惯性,地方始终无法脱离中央的控制。随着改革越来越深入,出台的政策法规也越来越多。中央和地方关系不协调的矛盾是不是已经开始集中爆发了,本文从宪法的角度谈了用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府行为,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来探讨了这个问题。     

区域协调发展的宪法逻辑与制度完善建议

研究区域协调发展应具宪法视野。区域协调发展在宪法上有明确的根本制度、国家任务、发展理念和职权职责的依据，并以宪法上的整体发展、实质平等、权力配置和权利保障为理论体系支撑。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更好实施，依据宪法的规范与理论，应该坚持整体性、平衡性、针对性、效能性等几项原则；以破解行政区难题为突破口，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通过试行中央适度、有效授权机制，充分提升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治理效能；在地方与地方之间，探索相互关系的法理内涵，为地方合作提供制度依据。     

我国分税制改革之宪政反思与前瞻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提升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初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制度性进步的成绩,但从宪政的视角反思尚存在明显不足:在宪政的制度层面上,分税制改革缺乏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在宪政的价值层面上,缺乏民主基础的分税制改革难以真正承担起保障和促进人权的神圣使命;在宪政的实践运行层面上,缺乏制约机制的分税制改革难以做到财政权力的理性运行。当下,深化分税制改革必须与我国已经开启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结合起来,需要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进行宪法确认,遵循税收法定和预算法定原则,逐步完成适度的财政分权。     

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宪法控制

《立法法》修改赋予更多地方立法权,改进了立法权的配置结构,推动了立法发展。宪法在立法权配置方面留下了诸多空间,宪法规定了地方政权机构的权力,宪法还为地方权力行使划定了边界。宪法规定了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宪法具有鼓励地方开展立法实践的特征。宪法的这些精神、原则和规定引导和激励立法活动参与者通过修改《立法法》扩大地方立法权。宪法作为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是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有效形式。     

我国宪制发展中短期态势评估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内容包括若干基本宪法原则、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及其保护、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以及宪法的保障实施。我国宪制发展面对的课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使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效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治化;形成独立的有权威的司法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完全可以在今后5-10年内实现一些具体的宪制改革目标,其中包括: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容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实现不同职业选民的平等选举权;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     

宪政视野下检察行为的规范与创新——以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宪政的设计和运行程序集中表现为权利保障与权力控制二者之间的张力。宪政与检察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人权保障,宪政的基调决定着检察行为的品质。在宪政环境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保障人权为终极价值,通过规范、创新检察行为,避免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侵犯,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三农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由于不能解决地方机构臃肿、地方政府腐败和滥权以及地方财政困境,取消农业税的税制改革难以应对“税费反弹”现象,仅仅是暂时缓解农民负担的权宜之计,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久之道。从宪法学角度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完善地方民主与法治,从以行政为主导的中央控制模式转向以司法为主导的权利保障模式。中央干预的目的不在于亲自解决十分具体的问题,而应指向提供解决问题的制度。     

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对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的规范比较

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之间存在反比关系：规范领域愈宽，保护程度愈低；规范领域愈窄，保护程度愈高。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其规范领域宽于宪法第41条规定的监督权，因此宪法对监督权的保护程度高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基本权利对公权力裁量余地的限制，随着所涉及基本权利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公权力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需要提出充分的理由；对受保护程度更高的监督权的限制，需要提出更强有力的理由。宪法对监督权的高程度保护，体现了制宪者对民主监督的期盼和对民主建设的信心。     

作为宪政实践机制的合宪性审查

合宪性审查作为一种宪政实践机制,蕴涵了宪法的“高级法”观念、自然正义、宪法保障、分权与权力理性、宪政民主、人权保障等思想基础,集中展示它的宪政性与现代意义。为此,应当认真对待宪政生活中的合宪性,当前我国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应否创制,而在于如何创制合宪性审查机制。     

协商民主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人权保障的贡献——以协商民主的权力制约功能为分析视角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契合了当代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核心追求，其宪政功能突出表现在通过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以整合多元社会共识，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正当合法性，凸显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当前各国的乡村社会和地方城市产生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为人权保障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     

WTO视野中的我国行政法治

在WTO视野中 ,我国行政法治面临着挑战 ,即地方保护主义、内部规范性文件、行政审批制、行政性垄断。迎接WTO挑战 ,促进行政法治发展主要路径是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结合WTO ,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进行审视 ,并提出完善构想。     

“重要性理论”之梳理与批判——基于德国公法学理论的检视

"法律保留"理论关乎民主和法治诉求的实现,随着宪政国家框架下对基本权利的认识,其转变为围绕基本权利保护而展开的权力正当性探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重要性理论"推进了一种围绕着基本权利保护但又与机构功能相符的权能分配的考量可能。但"重要性理论"的区分标准缺少清楚性和可预期性,这一致命的理论弱点,导致它最终成为了空白公式。"重要的"这个概念没能真正实现法教义学之目的,只能作为法律实践中有启发性的概念。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分析

人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来源,公民基本权利是对人权的宪法化。人权保障条款的入宪要求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为各国家机关。人权保障条款对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建立完善的宪政体制,而其关键在于宪政理念的转变、解决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实施机制以及建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     

论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目标——实质平等

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农民宪法权利要受到与市民平等地对待和保护,这种平等应当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实质上的。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存在诸多的现实困境与认识误区,制约了农民宪法权利的真正实现。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目标应是建立在形式平等基础之上的实质平等。这一目标的提出具有正当性和现实性,也契合平等理论、人权理论及其普遍实践的趋势。农民宪法权利实质平等的保护目标及其路径选择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实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