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建设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举措。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     

两个层面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三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阐幽

马克思主义"三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逻辑:第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第二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三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各有侧重,"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时代化"和"大众化",而"时代化"和"大众化"本身亦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之间亦具有"掰不开"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生动而又具体的表达。从这两个层面分别加以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同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几个问题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自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位一体,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三化＂之间的逻辑关联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三维＂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与若干错误倾向划清界限。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若干问题述略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涵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提出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命题。提出这个新命题的理论依据，一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的时空观，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命题的提出，是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要求；是发展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要求；是坚持理论创新实践的要求；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三位一体”，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的鲜明特征。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又是同生并长，互为前提，相互促进，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系统建设工程。     

传播实践延安精神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延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延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形成的伟大精神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不断结合的强大精神动力，传播实践延安精神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积极传播践行延安精神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积极传播践行延安精神，不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向艾思奇学习 努力推进理论宣传通俗化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艾思奇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先锋”，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通俗化、中国化的道路。2010年是艾思奇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纪念和缅怀艾思奇同志，     

试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维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空间维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从时间维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从传播普及维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三者之间密切相连,共同构成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位一体模式。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探索与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理论飞跃,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愤因素的冲突考量

民愤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何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关注民愤但又不为其所左右,已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驳盗窃限于秘密窃取的通说主张

通说一直以来秉承盗窃行为应以“秘密窃取”为客观表现，但观察现实生活不难发现，亦有不少盗窃行为客观上并非秘密窃取，而系公开窃取。持“秘密窃取”的通说不仅自身无法自圆其说，而且对于处理现实案件也存有问题.易导致处罚的漏洞，造成不公正现象；同时，依照通说也无法合理地认定盗窃罪以及盗窃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所以，我国刑法理论不如面对现实，坦率承认公然窃取。     

农村居民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以福建农村“标会”为视角

标会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信用融资行为，广泛流行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农村地区尤其盛行。一方面，标会具有为农村居民筹措资金和赚取利息的双重功能；另一方面，由于管控难度大，标会也容易造成破坏农村金融秩序等不良后果。当前，我国应当尽快设立有关标会的法律规范，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     

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

大众文化所创造的地缘政治神话直接塑造了特定社群对其他国家形象的想象,深刻影响国家认同、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后现代的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中,大众文化产品一方面向民众传播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想象,另一方面向决策层反馈流行话语中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他者"的方式具有多元性,其"他者"形象的生成机制可以理论化为"非人化"、"奇观化"和"性别化"三种模式。与之相应,西方娱乐工业往往依赖一些固定"模板",批量生产"类型化"的"他者",以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稳定性。其传播过程则具有"隐蔽性",往往不会立时得到"地缘政治对手"的回应,遂成为西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手。今天的大众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为中心,西方流行文化的全球传播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隐蔽地对外传播深藏于其中的地缘政治想象。因而,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地缘政治功能,重视大众文化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共产党宣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共产党宣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对社会现实问题高度关注，并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剖析社会现实；他们不断地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的动力，能够经常性地进行自我批判；他们应保持对社会思想潮流变化的敏锐性，敢于应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的诘难和挑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在本国范围内传播与应用，而且需要通过语言转化来实现向外的扩散与传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利用更多的媒体，尤其是新兴的互联网媒体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论井冈山精神的先进文化特性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重要源头,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相比,井冈山精神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井冈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科学性;井冈山精神产生于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具有引领性;井冈山精神凝结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精髓,具有传承性;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源头,具有开创性;井冈山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大众性。     

对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比较分析

我国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2004年颁布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性总结,但该条在2007年又被修改。前者以无过失责任为基础,后者则根据我国发展现状、借鉴国际通行的多元化规则体系,对原第76条进行修正。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于立法者认识的局限,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辩证关系与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在当代中国,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以马解马＂;就必须立足现实,＂以中解马＂;就必须皈依传统,依托民族文化;就必须深入群众,以人为本。     

走“平民仁道”还是“精英霸道”——现代民主法治视野下犯罪构成理论的理性选择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学术对垒已成为目前我国刑法学界的主要争鸣态势。刑事审判的民主性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应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性。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体现了民主法治的精神。德日犯罪成立理论有着复杂深奥、晦涩难懂的品性,广大民众对这一理论难以理解,是一种与现代民主法治相违背的理论。现代民主法治呼唤大众化、平民化的犯罪构成理论。     

随礼：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平衡性

随礼行为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通常发生在婚丧嫁娶事件中。婚姻的缔结在中国能够体现出缔结婚姻双方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其人际关系网络中,随礼又可以作为关系远近的一个重要标志。无论关系远近,相同类型的交往者会表现出力求彼此之间的关系平衡稳定,而关系越近的交往者表现的行为越复杂。这种平衡性关系的维系是中国人稳定人际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