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犯罪”对传统刑事法的冲击及对策

“计算机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巨大差异 ,对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刑事法律规范形成巨大冲击 ,同时也给传统刑事管辖和罪名确定及侦查业务与证据制度等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加强“计算机犯罪”刑事法理论研究和完善有关“计算机犯罪”方面的立法是当前惩罚和防范“计算机犯罪”的重要问题。     

论行为的罪化过程——犯罪确定的法理分析

犯罪的原质是行为,近现代刑法只把行为当作自己的考察对象.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具有主体的限定性,主体的意志性,刑法上的因果性,刑法上的评价性四个基本特征.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作为其质的社会危害性是不断发展着的社会正义评价的结果,而随之确定的刑罚则是社会危害性的量化体现,并反之成为判断而后的同类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客观标准.刑法典作为犯罪的外在判断标准,并不需要揭示其实质,仅需规定凡违反本法规定之行为,均受追究.     

不起诉决定确定力之比较

不起诉决定确定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决定对起诉机关是否具有约束力。不起诉决定绝对具有确定力或不具有确定力都存在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因此,应当将不起诉的理由作类型化的界分,从而根据理由的不同来分别规定不起诉决定是否具有确定力。     

阶层区分与犯罪论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体系,犯罪论需要考虑分层判断问题。但是,传统的"四要件说"犯罪论没有阶层和过程判断;即便对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进行重新排序,也不具有阶层的区分。"四要件说"之所以没有阶层,其宏观层面在于贯彻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社会危害性原则,其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在于仅仅重视入罪机制,忽视建构出罪机制。缺乏阶层区分的"四要件说"只是犯罪论的初级阶段,存在诸多弊端。摒弃以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为支柱的"四要件说",建构以违法与责任为支柱的阶层犯罪论,是犯罪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确定的一罪中的复合行为犯罪

根据犯罪客观方面所表现出的行为可以将确定的一罪分为单一行为犯罪和复合行为犯罪,根据复合行为犯罪的概念,可以归纳出复合行为犯罪的四个特征。以复合行为犯罪中两个以上行为的地位、相互关系和法律的规定为标准,可以将复合行为犯罪分为并列的复合行为犯罪、必要的复合行为犯罪和任意的复合行为犯罪三种情形。我们可以在概括提出并列复合行为犯罪和必要复合行为犯罪的定罪与处罚的一般原则后,来着重分析目前在认定任意复合行为犯罪未遂与既遂、中止和共同犯罪问题上的难点、分歧及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和理由。     

未成年人犯罪之相对不起诉论要

检察机关依据有关法律对犯罪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又具备帮教条件的未成年人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是保护其身心健康、培养其良好品行、预防其重新犯罪的重要法律手段。从犯罪情节、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特定标准出发,正确适用相对不起诉,有利于未成年犯的成长发展和教育改造,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各阶层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

实现阶层和谐发展的路径是多样的,什么样的路径组合最符合中国国情,需要认真研究。本文提出最主要的三大路径:一是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控制阶层贫富分化。包括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完善社会保障,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二是开放阶层边界,增加向上流动通道。包括下决心改革落后体制,开放阶层边界;积极鼓励向上阶层流动,使每个中下阶层的成员都具有努力改变阶层地位的机会;高度警觉阶层成员向下流动的动态变化,防止阶层成员心理怨恨转化成社会矛盾。三是积极引导阶层融合,构建合理阶层关系。包括承认阶层利益差异,谋求阶层共存共赢;维护阶层平等权利,构建合理阶层关系;控制阶层裂缝,防止留下深度裂痕。     

从后退的“黄金桥”到后退的“独木桥”——论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

刑法中设置中止犯并给予宽大处理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及时退出犯罪,然而,由于共同犯罪的特殊性,共犯人成立中止的条件比较严格,致使鼓励中止、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针对此问题,在中止之外承认脱离共犯关系,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     

犯罪物证的确定方法探析

犯罪物证的确定是现场勘查中关键的一环,正确确定犯罪物证是利用物证的前提。实际勘查中我们可以通过直接判断法、分析判断法、比较排除法、实验论证法来确定犯罪物证。     

计算机犯罪的刑事法规制

随着计算机的商业化普及,计算机犯罪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犯罪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作为最后保障手段的刑事法规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立法的滞后性、传统犯罪概念的制约以及刑事执法的困难等。为了应对刑事法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需要进一步提高立法技术;在刑事执法上,应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综合运用多元手段预防和打击计算机犯罪;同时还要加强国际司法合作,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遏制计算机犯罪的发展势头。     

刑法中属人原则的立法与司法反思及重构

《刑法》第7条确立的刑事管辖原则是以"行为人国籍"为连结点的"积极的(或能动的)属人原则",然而,该条的内容是不完善的,需要立法修正。在明确第7条广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主张以居所地身份原则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区际争议管辖案件,以有条件的三重犯罪原则来解决港澳台居民在我国领域外犯罪的适用问题;而对于属人原则中的客观上的限制,完全可以通过具体途径加以解决。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刑法之挑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情况下 ,我国刑法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从刑法基本原则、刑罚及经济犯罪三个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论述。认为人权原则应被纳入刑法基本原则中 ;刑罚中的死刑及罚金刑问题突出 ;经济犯罪亟需完善。     

评刑法溯及力适用原则

结合刑法基本原则,对四种立法例所体现的刑法价值逐一进行梳理和辨析,最后得出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最合理的结论。     

刑法中的身份犯散论

身份犯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通过对各种观点的述评 ,认为 :身份犯是指刑法中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人才能构成的犯罪 ,或者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予以从严或从宽处罚的情形。身份犯一般可分为纯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两种 ,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 ,身份犯亦可分为自然人身份犯和单位身份犯。鉴于贪污贿赂犯罪是最为严重的一类身份犯罪 ,建议 :(1)协调贪污、受贿罪与盗窃、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2 )纠正贪污、受贿罪死刑适用标准过高的做法 ;(3)同时犯贪污、受贿二罪的 ,实行“二罪一罚” ;(4)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至死刑。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体器官犯罪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可以说是在法律未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加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刑法修正案（八）》对人体器官犯罪的规制,有助于从根本上惩治人体器官犯罪,强化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所规定的人体器官犯罪涵盖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侮辱尸体罪等四种犯罪。作为人体器官犯罪的对象,人体器官既包括活体器官,也涵盖尸体器官,但不包括同属人体材料的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在＂摘取未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的场合,只有在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未满18周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故意的成立。《刑法修正案（八）》未将单位规定为人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且在对精神病人人体器官的特殊保护方面处于缺位状态,这实属立法缺憾。     

德国刑事诉讼特色制度概览及评析

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是一部古老的法典,其刑事诉讼法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意大利法和拿破仑法的影响,故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现行的德国刑事诉讼法的特色制度主要表现在其阶段划分的独特性、在适用强制措施上实行较为独特的人身保护制度、庭审预备阶段独立等,其中判例法现象又是德国法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特征。     

金融刑法分类标准的理论解 读简

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显然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存在不同,前者是诈骗行为在金融交易领域的体现,侵害的不仅仅是公私财产权,更包括对金融交易秩序的侵害。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显然立法者希望将此类诈骗行为重点规制,将金融诈骗行为的构成要件采取了类似行政刑法立法的处理,其既难以归入典型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也特殊于一般诈骗,形成当前立法的现状,是理论的修正也是政策的使然。     

我国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规范

附属刑法规范是我国刑事法律的组成部分之一 ,分布于民事、经济、行政等非刑事法律之中。对于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规范 ,学术界少有论及。为此 ,在总结行政法中附属刑法规范的内容和立法方式的基础上 ,分析其在立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并提出对其加以完善的建议非常必要。     

中国刑法上的新类型危险犯

二元法律结构使中国刑法时犯罪普遍高筑实害的“刑事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们对危险犯扩张的顾虑。成立危险犯也要求具有较严重程度,不是只要存在危险犯就定罪处罚,这种定量的要求即使对新型危险犯也不例外。刑法的基调应是事后问责,为事先防范而严惩危险犯,也不够妥当。因此,在中国倡导以法益侵害、实害犯为基础的危险及危险犯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合理使用刑罚权。     

我国刑法中的责任事故犯罪立法之检视

在我国刑法中 ,作为一个罪刑系列 ,责任事故犯罪立法在罪名体系、构成要件的设计以及法定刑的配置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完善我国责任事故犯罪 ,应修改一些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 ,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