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反腐的目标取向和路径选择

法治反腐是反腐败主体在预防和惩治腐败各个环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种新的反腐败思维和方法。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反腐必将成为新时期我国反腐败的新常态。确定建设廉洁政治、推进廉洁发展、把腐败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的反腐败目标体系是法治反腐的前提。在科学判断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高效的廉政法治实施体系、培育廉洁法治环境、持续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实现法治反腐目标体系的科学的路径选择。     

法治反腐策略探索

反腐败斗争工作,始终是我党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党中央领导对腐败问题的严厉打击,表明了党和政府对反腐败斗争工作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法治反腐是新时期反腐败的重要方式,同时也为打击腐败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证。在复杂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下,我们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法治反腐的重要作用,积极完善法治反腐的措施,进一步推进我国反腐工作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进程。     

法治反腐生态化:深化制度反腐的必然选择

就当前国内腐败发生和治理机制来看,法治反腐是制度反腐向深层次推进的重要体现,而要将其真正落到实处并提升反腐实效,可以借鉴生态学原理和生态化思维,参照其方法论,将生态化理念与法治反腐相结合,实现法治反腐生态化。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和维护法治反腐体系内生态,提升反腐制度和法规的执行力,还有利于增强和维护法治反腐体系的外生态,增强反腐合力。法治反腐生态化的实践理性应当体现在:合理配置资源,优化法治反腐系统结构;建设"生态环境",维护法治反腐生态场域;注重生态分化,建构权力生态;建设人本生态,实现法治反腐实践中人的生态化。     

法治反腐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系化与效能论

法治反腐作为腐败治理的一种理性选择,其规范意蕴在于以“法”为据、以“治”为功,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从法治反腐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质是从党内腐败治理检视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建设状况,以此检视是否形成了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化,是否有效遏制了腐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内法治反腐,须从体系化与效能论视角,更好地思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问题,即秉持法治的精神高质量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坚持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推动实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化,形成制度整体效应;妥善处理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更好地推动党内腐败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大力推进依法反腐的制度性措施与建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我国的法治建设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机遇期。依法反腐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切实推进法治建设和反腐动真格的情况下,法治与反腐就有可能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在我国的反腐败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符合法治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选择性反腐、司法机关和反腐败机构腐败、反腐败机构授权不足与分权缺乏并存、纪律优先于法律等。要切实推进依法反腐,就必须下力气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制度性的对策和建议主要是:切实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把反腐败机构和司法体制改革到位,以及实现纪律和法律的同步执行等。     

法治反腐: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大亮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大亮点之一是法治反腐。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规范和制约公权力的行使,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完善权力公开制度和权力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法惩治腐败分子,安全文明办案。法治反腐是众望所归,也是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法治视域中“三不”反腐机制论析

法治反腐有利于推动制度反腐向纵深发展。以法治遏制腐败需要积极改革和创新反腐机制,寻求更有效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方式,建立"不敢腐"的惩治机制是法治反腐的重点,完善"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是法治反腐的关键,加强"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是法治反腐的根本,从而形成结构合理、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反腐机制,以期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腐败,使反腐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生态研究

在法治的道路上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仅需要完善法治本身的体系,还需要注重培育、改良法治生态,切实优化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生态。     

加强社会法治建设“一流法治城市”

社会法治是当前深圳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是深圳全面深化法治、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固本之举和必然要求。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方面;健全法律体系,以法律平衡社会利益,有效保护公民各项权益;着力构建多元共治的法律框架,依法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加快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夯实社会法治基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和依法监管社会组织,促进社会依法自治;加强网络治理,依法管理虚拟社会。     

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学反腐——关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

对于权力腐败这一痼疾,必须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学反腐的道路,必须避免人治反腐、情绪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学的手段反腐,设计、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如建立财产公示、大额消费刷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等制度。但是腐败不是孤立现象,反腐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工程,若仅仅就腐败而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还需要做好科学划定权力界限,坚持权力最小介入原则,权力制约要形成法治的封闭式制约,从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     

论法治进程中的困境与突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法治进程中也面临着困境,分别存在于法律制定、法律执行与法律遵守三大方面,其典型表象是:秋菊的困惑、吴思的潜规则、谢遐龄的断言。为突破上述困境需要我们从三方面着手培育牢固的法治基石:注重中国法律的传统和实际,促进国家法律的本土化发展;培育国家内部的均衡力量,做到彼此"谁也不敢欺负谁";弘扬崇法守法的法治精神,强化对规则的信奉和遵守意识。     

以法治的方式消除腐败

<正>法治是消除腐败的真正治本之策,这已经是普遍的社会共识。法治的核心要素就是制约权力,保证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因此,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问题,实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法治化,这也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权力的制度之笼需由法律造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方面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对权力与制度关系     

法治思维视阈下的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3)考察

文本分析1978-201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发现,中国政府已有初步的法治思维:对民主的认识建立在民主集中制而非人民民主制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安排法律的位置,注重通过对全民的普法宣传教育推动法律运行,逐渐注重通过政法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合理分配经济发展成果的结合获得秩序上的稳定。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因自身反腐与建设的需要而逐渐增强了对法律的需求与法律对其权力的规范、约束、监督与制约,它对法律的需求正处在从"法制"到"法治"的路途之中,即它已从法为专政工具向市场管理工具转变,再从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向管理政府与管理社会并重的工具转变和发展。     

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

从依法治国到以法治思维与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并非已经实现了法治理想,仍需全面推进。人治方式是法治发展的阻碍因素,"仇和"式治理、"良性违宪"论在人治的意义上当被否定。因此,当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变权力修辞为法律话语,尊重法律权威,正确理解并运用法律,实施宪法,以法治思维立法、执法、司法,逐步吸纳并挤占人治空间。     

论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内涵和能力的生成

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运用能力,在全社会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对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内涵要在与法律人的法律思维的比较中把握,并确立法治思维的主导思维、基本思维地位。建立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培训工作长效机制、法治思维能力考核评价机制和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是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生成的具体路径。     

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构成要素与构建原则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调发展已成为法学领域研究的重大课题，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强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建设，运用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去指导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实践。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包括遵守规则的法治意识、程序公正的法治思维、捍卫民主的价值理念、控制权力的法治要义、保护权利的文化取向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加强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使党规国法更好体现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     

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能力

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转型的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法治思维引领决策、调整社会关系,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虽然法律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但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要求,执政者应该高度重视法律能力和法治能力的提升,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善于把党和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程序转变成国家意志,不断提升制度的实施能力。依法执政的法治能力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种能力形态,但目前来看,无论是立法能力,还是执法、司法能力,都存在不少的短板。对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方法开启"法智",在重视逻辑、锻造法律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能力。     

从人治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目前基本上还处于由人治反腐模式向制度反腐模式过渡、并主要采取人治反腐手段的阶段。人治反腐在现阶段是相当重要的,但不是长久之计、治本之策。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就必须建立反腐保廉的长效机制,实行制度反腐。制度反腐所要解决的关键,是要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此,必须以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为前提,以建立健全法治反腐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为基础。     

法治思维与法治国家

何为法治思维 学术界原来对法治思维的关注并不多。我主张把法治思维做比较狭义的定义，法治思维属于人的思维方式、形式，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办事情首先不是根据上级领导是怎么说的，红头文件怎么说的，而是首先想到宪法法律是否赋予我这方面的权力，法律没有赋予这方面的权力而为之就是违法的。所有的公民都将法律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将法律作为行为的首要准则和方式的一种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如果解释太广，就会与法治理论、理念、精神等相混淆。     

建设法治中国需加强法治信仰教育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但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冲击着法治建设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强法治信仰教育。文章对法治、法治信仰和法律信仰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进行法治信仰教育需要注意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能放弃和放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强法治信仰教育可以保证和促进法治建设健康有序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