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再论普及民主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在中国谈论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还要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最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这是一种多质态的社会,或异质态的社会。多质态的社会决定多质态的民主。民主不仅表现为"民之主"、"民知主"、"民自主"三种基本形态,在"民之主"、"民之主"或"代表制"、"间接民主"的同时,民主就带有某种"民自主"的性质,及在"民之主"或"民知主"之时的公共政策就应当充分体现出"为政以德"来。民主应处理好再分类、处理好民主与"非民主"的关系,解决好"普及民主"的着手点问题。     

林东城“义利观”与明代新“义利说”

儒家"义利之辩"是儒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从孔孟延续至明代,对士和士大夫阶层而言,一直奉行"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相对立的"义利离"之思想宗旨。林东城的"义利观"从"道殊相济,趋利义行"出发,遵循"尚义好礼,以义主利"的原则,进而认为"义利之辩"是"君子进德之几",若能"知止之几",足以"励世廉贪"。林东城是明代新"义利说"的重要代表,突破了传统义利观"义利离"之旧说,由以"士和士大夫"为立教对象转向对"四民"立教,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士商"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社会阶层的交互影响,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对明清儒学的内在转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老子“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啬"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收敛、积蓄、慎用的丰富内涵。它引导人们回归本性,自觉服从于"道",从而达到"长生久视"。"啬"的践行之道围绕"去"与"取"的选择展开,包括个人行为的"去"过度欲望"取"合理物欲,社会风尚的"去"虚华"取"朴实,国家治理的"去"有为"取"无为。老子的"啬"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极具价值,它启示人们须直面社会现实,提倡以"啬"为荣,以"啬"来理事、养德、制欲。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是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吗?

学术界有学者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界定为"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凯恩斯主义的确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但其所主张的"干预"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短期内、在危机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将"凯恩斯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仅仅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这一"政策主张",却恰恰忽视了这一"主张"的"条件"。事实上,凯恩斯设定的"条件"正是运用这一"主张"的"前提"。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表述,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而不是"全面干预"。     

消解“存在自由”与“理性自由”差别的“生态自由”

自由问题是元哲学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存在自由"认为"人的诞生"本身就蕴含"自由"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存在。"理性自由"认为"自由"应该被理解为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理性行为,依然是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由哲学"的逻辑前提选择"理性自由",在一定意蕴上忽略了"存在自由"的自由逻辑。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自由"的缺失与"理性自由"的虚幻,使得"自由哲学"更具彼岸世界般的"抽象哲学"意蕴。西方国家的"生态哲学"研究发现了"自由哲学"的理论困难,试图用"生态自由"消解"理性自由"的理论困难,但"生态哲学"本质上依然从属于西方"自由哲学"研究的范畴。     

简讯

深圳转变发展思路深圳市今春"两会"的热点话题是社会建设,主角是"民生",目标是"幸福"。为此深圳在国内率先提出,在"十二五"末初步建成"民生幸福城市"。这意味着,深圳的发展思路出现"拐点"——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转向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存在”——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探讨

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不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假"反映,而是一种与"意识"关系不大,倒与"无意识"、"欲望"有关的"社会存在"。因为意识形态建构着社会现实,参与了"社会存在"的形成。但这种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分裂"。这一"分裂"既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又成为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据,因为没有现实的"分裂"也就不需要意识形态的"缝合"。然而意识形态这种"缝合"现实的努力不仅是漫长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

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是指"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生成性"﹑"决定性"意义。既包含着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方法论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且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去论证"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唯有此,才能在"分配正义"的认识上,避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才能驳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上的"拒斥"论,才能真正认识"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理论里面的本真状态。     

推翻帝权与洗刷奴性:辛亥革命意义的政治文化思考

辛亥革命结束了专制体制。帝制禁锢思想文化的长久影响却并没有清除。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提出了反"奴性"的任务。人们看到,当时政治"未受思想上之淘汰",因而"满清虽是推翻了,但民治仍然不能实现"。孙中山号召国民"当把从前之奴隶性质,尽数)却"。陈独秀说,如果不将国民意识中"惟官令是从"等"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完完全全洗刷得干干净净","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当时清醒的思想者都在批判"专制"时候高声呼唤与其相对立的"自由"。鲁迅曾经指出辛亥革命以来思想文化进程中新与旧斗争的"反复"与"羼杂"。他说,中国在"进化","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要推动政治文化的"进化",我们不能忘记孙中山"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和李大钊的"弃陈腐之我"、"弃专制之我"的号召。     

拜物教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

马克思对现存世界"问题"的分析进展与他"未来构想"具体内容的演变具有"同步性"。"社会关系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凭借其拜物教批判理论,实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透视,并预测了这一"问题"不再存在的"未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都只是"社会形式"的定位,对"社会形式"的"历史性"的揭示,以更加严密和有效的方式论证了共产主义"未来构想"的合理性。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作为"社会存在"的"拜物教现象"赖以存留的社会条件,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现实通达理想之路"的核心命意。拜物教批判理论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行政学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路径北大核心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干部队伍中"为官不为"作风悄然而起。从生态行政学视角分析官场出现的这种消极适应性行为,我们发现"治标"与"治本"相互割裂、行政资源消耗过大而行政效能低下、"隐性行政"和"显性行政"背道而驰是当今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为官不为"治理的主要缺陷。从行政生态学角度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既治标又治本,开启"标本兼治"型公共治理新模式;必须从源头上治理酿生"为官不为"现象的体制机制因素;必须吸纳世界各国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以"柔性行政""谦抑行政""协商行政"开启当代中国"为官不为"治理新局面。     

不妨突破框框

"创新"最忌"框框"。什么叫框框?说白了,就是枷锁。举个例子,认为小草"只能"种在地上,"只能"就是"框框"。那么,突破了"框框"会怎么样呢?请看三个成功的例子——一是"小草娃娃"。它与传统玩具娃娃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头顶上"种"草。     

论《老子》的积极入世——兼比较儒道之有为

老子以"无为"、"无事"、"无欲",一向给人以消极避世的印象。所谓"无为"、"无事"、"无欲"并不是真正的无所作为,而他自己只是从遵循自然规律的角度反对强作妄为。事实上,老子是非常积极的、有为的、入世的,用老子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无为而无不为"。     

孔子思想中含有道家成分

<正>世人观念里,孔子是一个怀着救世精神的积极入世、入仕者,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宣传礼教、仁政,极力寻找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其实孔子思想中也含有道家的成分。道家思想核心是"道",提倡"复归"。孔子思想中不仅含有道家的"复归",即归隐、隐逸的思想,而且道家的"退"、"避"、"柔"、"敛"、"朴"、"拙"等思想也有体现,且其归隐、隐藏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如:"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     

论孔子思想中的“勇”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知""仁""勇"是并重的。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中的"勇"关注不够。"仁"是核心,源于人心,其实"勇"也源于人心,它需要以"知"为前提,以"礼"、"义"为限度。作个纵横比较则更有意思,孔子之"勇"和柏拉图有相近之处,它也是孟子和荀子之"勇"的源头。     

中国增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对发展模式认识上的提炼和升华。"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对以往中国"单一性增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包容性增长"超越了以往"单一"关注经济增长,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超越了以往"被"增长,而是更多地关注"参与"、"共享";"包容性增长"超越了改革开放以来"单一"的扶持"强"者的政策,更加关注"弱"者的受益。     

亚当·斯密“正义和仁慈”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当·斯密认为"正义"具有强制性,一般通过法律、规则等来维护"正义",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给别人造成伤害,应受到惩罚。"正义"是法律的基本标准,然"‘正义’的规则虽然是人为的,但不是任意的",而"仁慈"具有自愿性。亚当·斯密的"正义和仁慈"观告诉我们:"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并且"正义"是遏制"恶"的手段。"仁慈"能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而可以说"仁慈"会把社会导向"善"。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当今时代,也存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利己性"与"道德人"的"利他性"之间的矛盾,重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分析亚当·斯密的"正义和慈善"观,将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社会保障体系“分化”与“整合”的逻辑

从"分化"走向"整合",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进行的一场调整利益格局、追求制度体系公平的深刻变革。"整合"是对"分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整合,因此,"分化"的逻辑隐藏着"整合"的逻辑,影响甚至决定了"整合"的逻辑。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在"城乡分割、身份分割、地域分割、部门分割"的"分化"逻辑下渐进构建而成。当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以"地域化"试验、"单项化"突破为主,并推动全国政策与法律规范的出台。但是,"整合"仍然步入"再碎片化"悖论。剖析"再碎片化"逻辑,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需要基于全局视野系统整合,整体推进;需要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考量,同步推进;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规范。     

政治伦理化之谬──兼谈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治命意及警示

"内圣外王"是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其以"人性善"为前提的政治设计,将本属于道德领域的"善的评价",移植为政治领域的"善的操作",赋予了"内圣"者以"外王"方式不受限制地操作"善"的治权,无法避免掌权者以"善的名义"侵犯、扼杀"善"这种人治悖谬。这正是早期道家反思、批判儒家,并要求祛除圣王政治,主张"法自然"、官"无为"、民"自化"、行"制衡"的深刻立意所在。然而,历史没有提供道家输入法家制度建构因子的机缘。先秦儒家无限丰富的"仁政"想象,长期窒息于君主专制王政学说体系之下,无可挽回地扭曲变形,走向自身的反面,给后世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建构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警示。     

论邓小平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的贡献与习近平的发展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哲学基础。邓小平继承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点,提出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要从"老祖宗"与"新情况"的新结合中去认识,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去认识,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性方面去认识,要以"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检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以"于人民有利"的价值观体现"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