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政治稳定与制度创新

政治结构稳定与制度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政治结构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得益于这种政治结构带来的社会安定环境。制度创新就是顺应社会发展创立适合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的制度,为人们提供新的政治价值认同,促进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和平,降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稳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创新相辅相成,既是实现社会政治生活和谐的保障,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消弭功能、引导功能和塑造功能。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资源的配置与整合

政治资源是政治系统运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资源会发生量的变化,或是增加或是减少,对社会变化过程的政治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和整合,保持政治系统的稳定和有序运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政治系统论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

系统论作为一种整体主义研究方法强调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目的性。政治系统论视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特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基于治理子系统间协调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主体和规则建构的结构性,治理功能的有序性,治理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回应性及治理系统发展方向的目的性。系统论对推进我国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三点:处理好治理结构的一般化和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法治与德治关系、处理好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的关系。     

全球治理与国家政治

自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开始通过世界性的组织来解决全球性问题或局部性问题。这种世界性的交往和合作使当今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日益朝全球性的政治结构方向演进，并且与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更加紧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表明，     

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逻辑

基于共生理论探讨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互惠逻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前提在于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具有内在关联性:一方面,现代政治文化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提升;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推动着政治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同时,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在内在驱动、理论支持、价值导向等方面表现出合理性,实现二者共生的可能。共生前提与共生可能自身不会发挥效用,国家只有通过提供有力共生介质、营造正向共生环境、保障共生系统稳定等路径,才能有效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契机,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真正发挥共生理论效能。     

政治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生活系统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没有政治的和谐,决不会有真实的和谐社会。政治发展不仅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吸纳功能与机制研究

政治吸纳是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基本策略,在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吸纳是与政治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统治者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而通过建立制度机制,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研究政治吸纳的功能和机制,对强化国家政治认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廉能政治析论

廉能政治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关联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对腐败治理中衍生出的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等不良政治现象的积极应对。作为廉洁政治的拓展性议题,廉能政治是价值之维和实践之维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既离不开政党良好的执政绩效,更离不开廉能并举的政治生态。新时代,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廉能政治,必须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调整优化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加强政治伦理教育,注重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建构科学有效的廉能制度体系,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廉能政治建设,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廉能合力。     

从人类政治演进规律看中国的国家治理

人类社会政治演进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由思想家们进行了深刻揭示。17世纪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认为,政治发展正如自然发展一样有自身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把握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特殊规律。法国18世纪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两大规律,即公开选举和由人民制定法律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英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边沁提出过一个政治公开性规律,即好政府的根基就是公开性,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使政府成为阳光政府。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阿克顿勋爵提出了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约束。     

一党独大模式与一党制及其治理绩效的比较

人们经常把作为一种政党政治系统的一党独大模式,和作为一种政党政治制度的一党制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根本不同的。不仅如此,在政党政治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之常态的情况下,一党独大模式和一党制还分别对应着一定的国家治理形式,由此所产生的治理绩效也是明显不同的,但人们对此也是经常混淆不清。一党独大模式和一党制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绩效,其原因是内在的,即,一党独大模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政府既有能力又负责任这一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而一党制却是做不到的。可见有意识地关注和认识一党独大模式和一党制之间的区别,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民生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合法性向度与发展理路

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在民生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政府围绕公共服务这一条主线,逐渐实现民生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治理。民生政治是行政善治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善治回应是以民生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程式。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政党的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生政治发展理路,主要呈现为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对公民理性的吸纳与塑造,在政治话语与法治论域中民生权利的调适与转换,民生建设与民权保障的价值寻绎与审视,民生改善与政治认同的治理导向和运行逻辑。     

从工具主义到人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重塑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遵循,影响和支配国家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行为。传统工具主义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冲突,迫切需要作出转型,转型的方向即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弥补了工具主义的缺陷,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转变的最佳选择。为了进一步实现人本主义对工具主义的超越,需要以政治伦理的规范优化治理价值观、以多重权力的博弈优化治理权力观、以制度价值的彰显优化治理发展观,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治理话语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党内政治文化功能

政党与国家是两个不同概念和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赋予党内政治文化国家治理功能。党内政治文化蕴含的人民中心意识、民主意识、纪律意识和党章意识,实际上已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民主治理理念、依法治理理念。党的理想信念决定国家治理体系的性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党内政治文化凝结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党内政治文化涵养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切实执行制度和从实际出发等行为文化,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机理探析

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因此,探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机理,对认识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规律和路径具有本源性意义。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和发展的机理主要在于:政治认同的文化机理,即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营造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遵循先进的政党文化;政治规范的制度机理,即以党章为党内最高行为准则、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系统的平衡机理,即平衡党内政治系统与政治环境的关系、涵养党内政治生态的执政环境、塑造完美的执政党整体形象;政治监督的净化机理,即加强党内政治监督机制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推进政党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概念,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并从国家运行“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平衡、国家“上层制度”和“基础制度”构建、国家治理“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角度,说明国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为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理念,表明了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可,表达了执政党把中国送入法治轨道的意愿和决心。     

均衡:政治系统内部和谐的表现

政治系统是由政治意识、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三个政治系统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政治系统借助于政治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运作与外界环境发生着信息、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政治系统内部的和谐是政治系统适应外部环境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系统三要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只有三者之间相互协调与适应．政治系统内部才会均衡。     

论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能力并非通常所说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完成和实现国家治理之目标任务的能力。国家治理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其目标任务具有规范性,即通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得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相互满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终实现幸福的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体系,这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定义来判断的,可以说一切按制度渠道被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治理的人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根据这样的界定,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是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表现,包括动议、决策和执行三种能力,其判断标准是动议是否全面及时、决策是否正确明智、执行是否有力高效。由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从事国家治理,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源于国家治理体系。但国家治理体系并非无数个人的散乱集合,而是遵循集体行动的一般组织法则而构建起来的一套组织体系,所以更准确地说,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构建,即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状况。这就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它应当胜过强调治国人才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也优于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