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诗歌创作态势分析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魏晋六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纯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确立。魏晋六朝时期形成的以“诗缘情”为主导理论的纯文学观念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一诗歌理论观念在表现内容、创作机制以及哲学基础三个方面都与以往的诗学观念有所不同,它重新肯定诗歌的情感性本质,使得我国古典叙事诗的创作更为衰微。     

戴良的性理情结与诗歌创作

戴良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他早年从柳贯学习理学,又从黄溍、吴莱学习古文,对于濂洛性理之学,深有研习。理学性理之微言,充乎其一生,他自始至终忠于元廷,出处不二。他的诗歌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风骨高秀、迥出一时,充溢着浓郁的性理情结。     

王维的心态特征与诗歌创作

王维的心态特征与诗歌创作的关系验证了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客观存在决定诗人心态，心态特征影响诗歌创作。大唐时代及个人经历使王维的思想心态呈现出前后两种迥然的特征，这两种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产生差异。从前期多阳刚之气的游侠边塞诗，到后期富阴柔之美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上题材风格的变化，无不受其心态特征的影响，而其不同的心态特征又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及个人经历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六朝时期的社会治安

六朝时期,在治安法理的研究与应用上,曹操、诸葛亮、张斐等人各有贡献。张斐对犯罪概念作了精确而系统的说明,又强调守法而不拘法,明法更要明理,依律文断罪,从深远考虑,大处着眼,明理权变,随事取法。《北齐律》则完成了汉魏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而简、而杂而清的改革。六朝时期各族各统治集团都高度重视人口管理,其户口簿籍品类繁多,各有专用,但同时“户籍巧伪”问题极其严重。     

大历十才子的心态与诗歌创作

大历十才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闷、忧患的时代。现实逼使他们的目光向内凝缩,他们以其敏感的诗心直接把握时代的心理节奏和情绪特点,将诗的触角伸向审美主体的心灵深处,通过表现诗人复杂深微的心态实现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领悟。本文试图从心灵的创造物去探视创造者的心态及其变化的轨迹,为加深对十才子的认识,揭示其诗歌的风格特征和审美价值提供一些心理依据。     

唐代“胡风”与诗歌创作

唐代是中外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胡风”盛行,体现在唐代不仅自上而下普尚“胡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浸染“胡风”,而且“胡风”与“华风”已渐成融合之势。唐代诗人对“胡风”的歌咏主要体现在胡姬酒肆、胡舞胡乐和胡人习俗三种文学意象上,并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内涵。“胡风”对唐代诗歌的创作题材、审美风格以及诗歌形式等方面均产生了影响。     

《风骚旨格》与齐己的诗歌创作——诗格与诗歌创作的个案考察之一

对诗格著作个体在诗格中阐述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实践关系的探讨是探索诗格与诗歌创作关系的基础。本文以齐己为考察个案，通过《风骚旨格》“诗有三格”诗学思想的解析、《风骚旨格》引诗所见齐己的诗学追求、《风骚旨格》所见齐己的诗禅世界、诗艺的多方面探索与实践四个方面探索了《风骚旨格》与齐己诗歌创作的关系。     

试论六朝文采理论的衍变与发展

六朝文采理论是关于汉语言文学形式美的研究。这一理论或立足于指导文学创作实践,或着眼于文学鉴赏批评,或为了编选各种文集,其共同的特征是从文学自身的特点出发审视观照文学,从而最大程度地扭转了两汉文人以史学、经学等外在的角度论文学的状况。六朝批评家有关文采问题的阐发,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集中凸显了“文的自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论中晚唐文人的赋闲赏艺与诗歌创作

中晚唐以来,寄赠酬答之作显著增加。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发现。艺赏业已成为许多诗人日常生活之重要部分,赋闲赏艺已起着填补诗人空闲生活和疗治其日常孤独之功用。事实上,任何一种艺术现象的生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过程和具体的文化机缘。中晚唐以来,赋闲赏艺的这种艺术表现力,正是各种艺术交融于诗人日常生活并不断影响其诗歌创作之结果。从文化心理的层面看,中晚唐文人的赋闲赏艺乃为其苦难现实条件下力求超越生活而又被现实所羁縻之心理状态的真实流露。较之宋代文人．中晚唐文人对以赋闲赏艺为伴的诗歌创作生活还渗透着深深的无奈,这离真正的创作艺享还有一定的距离,还需要时间。     

也说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

读张宏杰先生《秦始皇的素质和能力》一文(《同舟共进》2007年第3期),笔者认为,文中对秦始皇时代君臣关系的判断,值得推敲。张宏杰先生说:"其实只要认真读一遍《始皇本纪》,就会发现,秦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两千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笔者以为这个判断不能成立。     

谢庄与元嘉三大家诗歌创作述略

在南朝元嘉诗风嬗变中,谢庄诗歌创作汲取各方经验,与元嘉三大家关系密切。谢庄五言诗及郊庙歌辞节奏舒缓而沉稳,杂言诗体式独特、音乐性强,多为自然流露,总体诗风上承屈骚,写景抒情兼取颜延之、谢灵运两家之长。谢庄山水诗绍大谢自然清风,应制诗承延年雅颂规习,杂言诗应鲍照新变之潮,不仅声色合流,开永明声律之先,而且类型多样,文体交融,留下了刘宋元嘉文风向齐梁永明文体过渡转变的痕迹,影响较大。     

论二陆赋学与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赋的诗化是唐前诗赋互动的核心内容,是文学思想和文体学领域的重要命题。受现代文学观的影响,学界多注重建安和齐梁尤其是前一时段;实际上这一命题应基于诗赋的辨体自觉,以此二陆赋学才应是六朝赋诗化的理论起点和重要标志。陆机分异诗赋体格,以赋主“体物”而导向语言修辞的“细切”诗化,同时伏下了“体物”“缘情”交越互用、“体物”而“感物”的抒情逻辑进路;陆云无辨体拘执,承建安时风旗帜鲜明地指出赋的“情”本理论,表彰“体物”而“抒情”的物情化写法。但二陆又都强调本于玄学的“浏亮”“清约”审美风格,规限和导引了赋在体物中注重出之以虚化情理的诗性造语与在篇幅上压缩句式和改变结构而延及诗化的修辞策略。二陆赋学一明一暗所建构起的互补性的诗化理论,完全影响了此后赋体诗化的发展路向;这一命题的清理辨析,可以促进对诗化表征于抒情意涵、篇幅形制、语言探索三个方面的深入理解。     

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创作

关于大历十才子的创作，历来从总体上评价其思想内容或艺术特色的较多，而对其个人具体创作的研究较少，同时因重视程度不够有的又稍显简略。而笔者认为，大历十才子的个体诗人除了存诗数目较大（苗发、吉中孚、夏侯审除外）而外，还因个人经历、禀性、艺术才华的侧重和高下而呈现出较显著的个体特征，本文试从这一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归纳。     

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支解复形母题

佛经对支解复形故事多有绘声绘色的描绘,一般模式为:某人躯体被支解分裂为几部分,尔后又恢复原状,但于生命却无影响。此类描写为六朝文人吸收,形成小说中的支解复形母题。该母题在六朝之后的小说中时有出现,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不同时期的读者。     

六朝之《孝经》研究与佛教

在经学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六朝时期的《孝经》研究呈繁荣之势,并表现出与佛教相互渗透与影响的特点。《孝经》对佛教之影响表现为佛教徒讲习并注疏《孝经》、佛教徒论难以《孝经》为指导、佛教孝道思想之形成;佛教对《孝经》研究之渗透则表现为《孝经》讲习形式之转变、《孝经》义疏著作之产生及《孝经》宗教功能之凸显。     

"移情说"的主客体关系论

移情说的核心、同时也构成其突出贡献的是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审美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移情说理论深化了把审美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认识,注意到"同情"中深层的心理活动,避免了把审美移情看成单纯的表层直觉活动而流于肤浅,推进了心理学美学的纵深发展,探索并强调了人在审美移情中所获得的彻底解脱和完全自由。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移情说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审美经验及其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表现论和形式论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限,把美学研究向着精确化、科学化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论汉魏六朝拟作的创造性

汉魏六朝拟作的产生,大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模拟者选择模拟对象时有审美与情感需要,在阅读原作时有深度介入,在再现原作时有视域融合。这些因素决定了六朝拟作的产生,同样也是一个抒情与审美活动展开的过程。六朝拟作自有其创造性。     

论苏轼的六朝文学观

苏轼在其著作中对六朝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对六朝文学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六朝诗歌,苏轼的评论不多,不过他对鲍谢诗歌以及徐庾体的评价还是基本客观的。苏轼的六朝文学观除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外,其独有的文学创作经历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美在关系”说初探

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优秀的启蒙思想家、近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者、美学家狄德罗(1713—1784年)在1750年为《百科全书》撰著了一条作样本用的专文——《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的研究》(亦题名为《美论》)。他在这篇精心构思的美学论著中,不仅提出了一个在西方美学史上,堪与古希腊的“美是和谐”说,     

汉赋对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赋对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邹树德曹植是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关于他的诗歌创作，黄节先生曾有一个非常中肯的评价：“陈王本《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驱屈宋之辞，折扬、马之赋而为诗。”但在古典文学界，长期以来忽略了曹植“折扬、马之赋而为诗”的一面，从而影响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