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做法及启示

新加坡国小民寡、资源匮乏、族群多元、强邻环伺,自建国起就一直秉持强烈的忧患和危机意识。自独立以来,新加坡以应对生存危机为动力,以"有用"为标准,打破条框限制,广泛吸收各方所长,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以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方面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治理道路,构建起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但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也给新加坡的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告诉你真实的李光耀

开国之父李光耀的逝世,标志着新加坡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带领着新加坡独立,并且走向繁荣,创造了新加坡模式.他35岁出任总理,87岁宣布退休,奉行铁腕政策、集权治国,他曾说:“管治新加坡的人必须强硬如铁,否则只好放弃,这不是玩纸牌游戏,是关乎你我的生死存亡,我用一生去建立这个国家,只要我一日在位,就无人能够摧毁它.”他执政期间,新加坡从一个禀赋匮乏、国民素质低下、社会动荡不安的小岛跃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一路走来,新加坡各个方面都留下了李光耀思想和政策的烙印,时至今日依然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国民. 建立新加坡的严刑峻法 新加坡地小人少,在短短十几年内,从一个又脏又乱的烂摊子变成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犯罪率极低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有人问李光耀产生奇迹的原因时,他自豪地说:“新加坡的今天是多年法治的结果.没有铁的社会法纪,也就不会有今日的新加坡.” 英殖民当局给人民行动党和李光耀留下的新加坡混乱不堪,不仅国小民寡、资源贫乏、工业凋敝、失业严重,而且谋杀、抢劫、勒索、纵火、吸毒、贩卖妇女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搅得人心惶惶,社会不得安宁.面对这种情况,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当机立断,决心用法律的铁腕来治理新加坡.     

不易学的“新加坡模式”

从根本上讲,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有一点一开始就不易学,或者学不来,即新加坡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而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议会民主国家。面积不足7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500万人的小岛国新加坡,在中国多年成为官商学各界甚至是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对象,也颇具传奇色彩。究其原因,无非两个核心因素吸引国人:一是它是经济成功的华人国家,二是它的威权发展模式。中国官员学习新加坡的热情之     

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及启示

中央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结合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探索形成的迥异于福利国家模式的另一种社会保障模式。中央公积金制度适应了新加坡经济起飞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特点,在其50多年的运作过程中日趋成熟、完善,成功解决了新加坡国民养老、住房、医疗等社会难题,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被认为是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成功运行的典范。     

论新加坡与东盟关系——一个小国的地区战略实践

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过程。主权国家对"地区"的认知及其地区战略与内外环境的变迁密切关联,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国家特性而对"地区"有不同的反应。本文在概括新加坡与东盟关系之历史演进的基础上,试图从小国特性的理论视角探讨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其地区战略变化的内在根源及其表现形式。以脆弱性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特性决定了新加坡对地区化进程的基本战略取向,进而影响着其与地区的关系式样。新加坡的地区战略实践是一个小国成功的地区合作模式:地区发展与国家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态势。其战略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借鉴。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探析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被确立为重大国家战略,在此机遇下,国家对黄河治理与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亦为黄河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在依法治国理念的指导下,需要健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同时也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黄河流域所涉范围广,加之生态效益的共享,极易导致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益者之间利益的不平衡,加深流域范围内相关主体的矛盾,阻碍流域保护和经济发展。为实现公平,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应运而生,在初步探索试点过程中,取得了些许成效;同时,在实践检验中也暴露出当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法律体系稳固性不足、补偿内容多元化不足以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立足问题导向对其加以分析,建议从国家立法、地方立法以及专门立法细化法律规定以稳固法律体系,从拓宽主体范围、成本支出角度评估补偿标准以及适用“开源”型补偿模式丰富补偿内容,从行政执法监督、司法监督以及公众监督三个角度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保障机制。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用法治方式治理权力的经验及其启示

新加坡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发展成就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治理尤其是权力治理方面的成效密不可分:通过严格公平施政与公正司法的机制,确保公权力得到公正行使;构建权力问责机制和自律性机制,确保权力主体责任担当;以法定权力和法律制度制约公共权力,确保公权力运行得到有效控制与监督。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治理权力的成功经验对提升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即依法治权确保权力公正运行、责任法定化确保权力主体的责任担当、权力监督的法治化和制度化。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

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是霸权与多边主义的结合,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治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遭遇"治理赤字",非正式与私有化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正式治理模式是世界主要国家就应对全球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私有化治理模式是非国家权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的治理体系,主要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强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新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缺陷,但其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模式的关系,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经过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全能国家型"、"自由放任型"、"社会市场型"、"现代威权型"、"替代主导型"、"现代治理型"等各类特色鲜明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不存在统一模式与发展路径,各国应将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平衡,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与效能。     

新加坡鞭刑制度辨析及启示

世人最初听闻新加坡存在鞭刑制度时,许多人第一反应是鄙视加讽刺,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怎么可以有肉刑,却不知新加坡的鞭刑有它自己的魅力,本文首先结合新加坡的独立历程描述出新加坡鞭刑的起源和演变,然后,以新加坡现代化为背景,把鞭刑制度放到这一背景之下来透视鞭刑,最后,通过新加坡鞭刑的启示,粗浅的谈一谈自己制度选择和制度魅力。     

物业管理能成未来巨富?

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流行一句行话:“未来的巨富是物业管理者。”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以立法形式保障物业管理公司必有10％的利润回报,从而使物业管理行业得享“未来巨富”的美名。我国近     

“软暴力”行为域外刑法规定之考察

以日本和法国为代表的域外国家,对“软暴力”行为的刑法规制非常积极。域外刑法对“软暴力”行为的调整范围很广,规定了众多情形的“软暴力”行为。例如,对“软暴力”犯罪行为,采“立法定性”立法模式,仅以“行为标准”予以定性,无情节、后果等定量要素标准,并保持立法活性,不断扩大犯罪圈;司法定量方面,宽严有度地将罪行分层而设;涉及“软暴力”行为的犯罪,量刑幅度大都偏轻,多属于轻微犯罪,为有效治理此类多发的轻微违法犯罪,日本和法国分别设立了城市管理法庭和违警罪法院进行专门管辖。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与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理论体系。政治理论的核心关怀是国家治理问题。追溯国家治理如何成为中国国家话语,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学理与历史逻辑;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而在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中,制度模式选择问题与价值体系塑造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指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德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作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环境法最完备的国家之一,德国环境治理模式的特色实现了三个结合:完备严格的环境立法与充分有效的环境教育相结合、自下而上的非制度化草根环境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化绿色发展相结合、市场经济手段与伦理原则相结合。德国100多年来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治理历程能够为正深受环境问题所困又积极谋求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提供有益借鉴。     

狮城守护神 新加坡空中力量的现状与未来

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脱离马来西亚,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建国40年来,新加坡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新加坡的军队已经成为东南亚国家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在新加坡的武装力量结构中,空军无疑是重中之重,当今的新加坡空军被公认为是东南亚地区现代化程度最高、作战能力最强的空中力量。长期以来,新     

涉恐犯罪新规与应对模式之检视——以青少年涉恐问题的科学应对为切入点

当前,青少年涉恐问题形势严峻、原因复杂、挑战不断,直接关乎反恐事业的成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即便撇开我国尚未建立健全专门的少年刑法典,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同用一部刑法典的现状不言,《刑法修正案(九)》对涉恐犯罪的规制仍存在过度立法、忽视行为类型化立法和人为制造法律间冲突与张力的现象。面对青少年涉恐问题日益突出的实际情况,应对与处置涉恐问题的路径不是以刑法为中心构建反恐工作体系和运作模式,而应以改善青少年的教育发展环境和行为习惯养成为重点,构建治理中心主义反恐工作体系与运作模式。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与德治是治理国家的两种不同方式,二者各有特点。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单纯的法治或单纯的德治都有局限性,好的国家治理需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国家治理、法治、德治内涵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法治与德治具有非常紧密的辩证关系,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治理都需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立法、执法及法律宣传等方法并重;在守法方面,要在全社会形成守法的道德环境;在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背景下,党政领导干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做到以上三点,方能促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既是国家治理变革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其内在因素。全球化凸显了国家在治理变革中的重要性,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了全球向度,因此要从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     

从命令式到法理型：中国监狱治理模式的转型

“监狱事件”集中体现了中国监狱“命令式治理”的特征：命令式行政,简单化一;追求绝对安全,对失误零容忍;倚重惩戒,责任单向扩张。这种治理方式是传统的,而非现代的。该治理方式的形成是监狱本质属性认定、刑罚执行理论供给、社会大众舆论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命令式监狱治理与国家治理转型、社会理性化和监狱法治化之间的张力日益加剧,无法有效应对罪犯群体变化、民警群体变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和新期待。这一模式不仅会在应对监狱突发事件中越来越捉襟见肘,而且在此模式主导下的相关事件处置本身又会衍生出其他危害。应当采取科学、系统、针对性的措施打破对传统监狱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完成中国监狱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