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型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应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定位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要在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法治化进程。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辨析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在治理的涵义、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性质、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价值诉求等五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治理需要弱化命令导向、强化协商导向和竞争导向、保持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良性张力关系以适应国家治理的要求;国家治理则必须适时地调整自身的定位,合理处理国家内外部压力,并协调命令导向、协商导向、竞争导向下的国家治理工具,为政府治理提供必要的前提。辨析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解决一个时期以来将二者混同起来所带来的问题,排解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理论障碍。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放管服"改革是助推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如何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以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指导,推进"放管服"改革理念创新,构建科学化新型监管机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恰切之道。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构建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恢复与兴起、严格管理与控制、培育扶持与监督管理三个阶段。当前,法律制度与政策的不健全、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政府职能转移界限不清、税收优惠力度不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缺失、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良性合作关系的阻滞性因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规范、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妥善调整与渐次转移政府职能、改革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政府治理问题考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而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促进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良性互动,有助于形成"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并深刻影响政府治理绩效。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实现有效政府治理,需要突出治理导向性、法治优先性、治理公共性、治理基础性。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府能力弱化与治理

中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期。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但是转型期的"能力悖论"困扰着中国政府能力的提升,突出表现为政府能力弱化严重,大量的政府能量流失、突出的能力错位、相当的能力惯性与惰性、明显的政府能力结构失衡和新的政府能力供给不足等问题。针对这种状况,需要系统规划、综合整治,治防结合、固现拓新和明确取舍、转化转移,优化政府治理,以动态平衡的政府能力供求有效地推进社会转型。     

走向服务政府:洛克有限政府理论及其启示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洛克有限政府理论在保护公民权利、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有限政府不一定等同于服务政府,在面对不同时期、不同国情下的市场失灵问题以及权衡德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作为与不作为等现实问题时,有限政府理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服务型政府必然是一个有限政府,洛克所提出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以及权利让渡所构成的有限政府理论,对于新时代构建服务政府仍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法治价值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最好形式,它贯穿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运行、民主政治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实现都需要法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内在机理探析——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转变,是现代政府执政理念更新的必然趋势,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施政目标的提出,则体现中国政府在公共管理规律探索过程中的全新认识。通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梳理,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有利于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关系。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对政府绩效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确定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流水线"模型(Pipeline Model),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困境与策略选择。     

行政体制改革下一步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同时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全新的概念。究竟何为政府治理？初步来看,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是政府治理的基本内容。     

《公共管理学报》征稿启事

正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大部署,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内在地要求"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什么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它与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治理向度

亲清政商关系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臻成熟和民主法治深入推进的发展维度,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行机理所作出的政商制度化合作模式选择,为中国特色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当前政商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偏离法治规制轨道、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亲而不清、清而不亲、不亲不清等异化变质倾向,而政商关系治理主体素质偏低、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治理体制机制滞后则是主要肇因。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治理架构,需要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效能联动,从而营造出亲而有界、清而有责、行而有效的政商关系新生态。     

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能力政府、法治与问责制的均衡发展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府治理追求的理想目标。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必须是能力政府,这意味着政府要拥有强大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承担起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自身事务的管理职责。能力政府的建设必须辅以法治和问责制,目的是制约政府公权力的膨胀,保障公民权力,维护公平正义。为此要厉行法治,抛却人治,建立并完善问责制,监督公权力的运行。能力政府、法治与问责制三者要均衡发展,不可顾此失彼,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探析

政府购买服务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激发社会活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应加大推广力度。具体来说,要从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着手,确立二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推进政社分开;要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要推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有效承接政府转移的服务事项。     

简政放权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简政放权改革新要求也应该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求从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从集权转向分权、从礼治转向法治、从管制转向服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而实现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以此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切入点。可以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战略部署,简政放权以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旨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边界,构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还"利"于民、还"效"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以此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最终达到国家善治目标。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法律的最终目的是对人民群众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法治的目标是尊重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权利。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顺应了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基本法律服务的迫切需求,同时也赋予了各级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新职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关键在政府,政府应发挥主导性作用。明确政府职责,通过顶层设计、制定法律、落实服务均等化等相关制度,建立服务评价机制和服务责任追究机制来共同确保政府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