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的道德制约

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在国家社会中,所有权力都属于公共权力,是特定社会制度下赋予其权力者社会力量的体现,因此,一切社会中的权力又都是一种政治权利。特定社会制度赋予给权力者的这种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当权力人格化以后,公共权力易异化为个人权力,甚至被个人所窃取用来谋取私利。权力本质上的政治性、公共性要求人格化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的道德制约具有普遍性意义。     

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次重组,引起了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在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而村级组织的重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在村庄外部,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分散的农民的组织载体,有效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与治理。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将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建立国家—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成为深化乡村权力结构研究的重要路径。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权力治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以权力之善引领国家善治,重构了权力道德生态,有力夯实了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约束权力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实践主题,通过规制与训导权力,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以权力自觉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行动路径,着力调动我国各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能动性,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国家善治;三是以权力之善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价值目标,有效规范权力的运行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德旨趣;四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政治实践基础,努力调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     

再论中国共产党对权力文明的探索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权力文明的探索和发展主要表现:一是构建了以人民群众为权力来源和权力主体的思想体系;二是树立了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权力的价值取向;三是强化党权、政权、民权的有机配置,使制衡与效率相统一;四是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权力运行体制和体系.     

农村权力结构的断裂与制度化弥合策略

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权力结构制度化试错和多元权力结构形成的交叉时期,权力结构的制度层面出现了严重断裂。为此,必须推广"两票制"与"二选联动机制"等制度创新以调整村"两委"关系;建立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制度化"治理"机制,广泛吸纳非正式权力主体参与,共同管理村级公共事务。惟此,农村权力主体间才能和谐相处,才能在同一场域中实现共生。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鉴于权力的整合与协调功能,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进而揭示权力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导致权力运行明显背离其应然状态,严重掣肘国家治理能力,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消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因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统一,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异化的关键

权力具有“双重性” ,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 ,也可以为个人谋私利 ;权力可以造就人 ,也可以腐蚀人。当前 ,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 ,其核心都表现为权力腐败。因此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 ,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 ,是消除权力腐败 ,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权力和权利平衡理念与刑事诉讼法

沉默权是为了限制国家的侦察、起诉和审判权,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权利,以达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而设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为了保持个人公正待遇权利与国家控制犯罪权力之间的平衡而设立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是为了限制国家追诉机关的权力,以达到国家和个人两个主体之间的平衡而设立的。总之,三项人权保障规则都体现了权力和权利平衡理念,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体现“进一步贯彻落实保障人权”的精神,将三项人权保障规则明确加以规定。     

公共权力负面特性的多维度透析

公共权力是为公民服务的责任和条件,它的运用应始终代表大众的意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领导、组织、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就是公共权力的正效应.同时,由于公共权力与各种利益相联系,自然具有物化性、可交换性、扩张性等特点.由此,滥用职权侵犯公众利益,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的负效应也就会随之产生.全面深刻地剖析公共权力的负面特性,有助于深刻认识时公共权力从源头上进行监督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国家治理视域中社会权力的经济来源分析

厘清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其基础前提是对这三方主体的理性认识。一直以来,国家权力在中国文化中就是一个核心词,不乏研究者;个人权力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是一个主题词,自然关注颇多;唯有社会权力,不仅被忽视,甚至其存在都被质疑。本文从社会内部成员、国家和其他社会共同体的立场出发,以经济利益为视角,探讨论述社会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期对社会权力问题研究有一个稳固、正确的出发点。     

党的权力实现方式论纲

党的权力实现方式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本质抽象,由党在领导国家发展和执政国家政权时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结构、权力运作过程和权力规则体系组成。从党的权力主体性出发,党的权力关系结构由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成;党的权力运行过程包括党的权力授受过程、权力设置过程、权力行使过程和权力监督过程等环节;党的权力规则体系涵盖党的权力运行原则、权力清单制度、工作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根源探析——马克思论国家权力的为恶倾向及其制约

根据马克思的国家权力理论,国家权力具有阶级统治的本质属性,而且这种属性使国家权力具备了三种为恶倾向:一是暴力倾向;二是异化倾向;三是垄断倾向。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根源于其内含的这三种为恶倾向。要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要制约国家权力这些为恶倾向,也即让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将生产全部集中到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并逐渐将国家政权归还给人民、归还给社会有机体。     

试论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取向和完善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变革时期,中国人的道德传统和道德面貌正在经历一场新的革命.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观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一个政权的兴衰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因为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行为对全社会起着示范作用,影响着全社会的道德风尚,而且社会的道德风尚与权力行使主体之间相互影响,互为拖动.所以,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价值取向对一个社会、一个政权来说至关重要.只有加强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建设,才能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     

建立中国特色权力制衡结构的必要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完成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转型,而权力结构转型的难点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结构框架。中国目前权力腐败的现状和权力结构缺位现象需要吸收和借鉴的人类创造的权力制衡思想,实现权力制衡结构的转型。     

社会权力与惩防腐败体制创新研究

社会权力是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因资源的拥有而具有的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社会权力从功能角度,可区分为顺向为社会权力与逆向为社会权力。顺向为社会权力促进与维护社会发展;而逆向为社会权力与社会发展相背离,并通过渗透国家权力来腐蚀国家公务人员,是我国当前腐败的主要根源之一。提升社会权力的正面维护、削弱社会权力的负面侵蚀,是建构惩防腐败体系的有效路径。     

中国算法权力治理的主体结构、异化风险及协同规制

算法权力治理是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政权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中国共产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平台企业、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构成了中国算法权力治理主体,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部门监管、行业和企业自律、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监督的治理格局。囿于算法权力的资本垄断、黑箱运行、技术缺陷等原因,算法权力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功能上的认同弱化风险、监管失灵风险、市场垄断风险、社会极化风险。推进中国算法权力治理,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规范算法权力有序运行,夯实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以算法公开透明纠治“算法黑箱”乱象,推进政府部门监管制度创新、破解资本对算法权力的操控,加强社会公众算法权利保障制度建设、破解算法偏见和算法歧视。     

以权利制约权力:政治文明的新发展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本文认为,从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二者发展的脉络进行历史性考察,可以将政治文明划分为以权力制约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三个重要阶段。正是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历史新阶段,政治文明出现了历史性飞跃和跨越式发展。     

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的差异性分析

无论在理论视角,还是在实践层面,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普遍存在混同混用的现象,明显制约了理论创新和制度供给,当然也凸显了简要区分二者的必要性。二者皆出于控制权力的需要,在词源上已存在双向性和单向性、主体间性和主客间性的差异,自然能够衍生出以下区别:在主体构成上,制约主体具有体制内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监督主体在体制内外皆有明显的易变性;在作用机制上,权力制约主要由体制内力量通过制度设计发挥相互制衡的作用,而权力监督则是多元主体在批判和查处中规范权力运行;在作用时效上,权力制约主要在前车之鉴中创新制度设计,防患未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权力监督则以批评或查处减少或挽回损失,具有相应的滞后性。当然,只有对二者的差异性秉持相对化而非绝对化的理解,才能精准发挥各自特长,共同发掘其规范权力运行的潜能。     

政治文明——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

政治文明建设对于现时代国家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分析国家权力的产生过程、运作方式、丧失原因,其中有一个焦点,就是利益,人类一切争斗都与此关联;解析法律的产生,尤其集中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公众总是被剥夺的对象.在公共利益日益彰显的现实趋势下,权力合法性是否符合自然理性,能否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将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