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存在的基石——对舍勒《爱的秩序》的研究

舍勒认为,爱在人的存在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人类认识世界并做出意识行动的前提。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舍勒"爱"的理论,一是舍勒"爱"的理论溯源。二是人命定要去"爱",舍勒认为爱是一种先验的、客观的爱,是超出了人的意志范围的爱,人命定要去"爱"。三是舍勒"爱"的魅力,舍勒认为普遍的爱的秩序是有等级的,要达到等级高的爱,只有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否则这种先验的普通的爱就会陷入紊乱。舍勒从价值秩序的直观中洞悉到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以他要激发人们对上帝的无限的爱,使人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在实践中重建爱的秩序。     

价值失序与价值秩序的重建

价值问题是近代以来极其重要且极具争议性的话题。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就是价值虚无主义,这也是哲学意味上的虚无主义的主要指向。根据尼采的说法,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随着价值虚无主义而来的就是价值多元化和价值相对主义等,表征着社会整体的一种价值失序境况。尼采的权力意志与列奥·施特劳斯的回归"自然"仍旧是一种绝对主义价值原则,因此,在后形而上学阶段,回归共同体,重建"公共性"是价值秩序重建的可能性途径。     

政治理念何以引导秩序——兼论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理念问题

政治理念以其影响政治主体的心理价值取向,从而规范着政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的内容与性质,从而规定着秩序生长的方向、影响政治控制的方式,从而关联着秩序实现的状态等途径而在政治生活中起着秩序导向功能;政治理念的秩序导向性并不能保证可欲的秩序,人民性、开放性和灵活性是正确发挥政治理念秩序导向功能的内在价值原则;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健康运行与维持的理念问题是要在政治实体方面践行"和谐"政治理念、在政治制度层面坚持"正义"政治理念、在政治控制维度贯彻"合法性"政治理念。     

由“散”到“聚”:乡村善治的逻辑——基于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和外生秩序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善治的根本目标是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治理主体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是乡村社会中两对核心关系,构成乡村社会的外生秩序和内生秩序,而影响两种秩序的关键要素分别是治理主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村民的共同价值根基。基于关系学视角,按照乡村治理“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中心要求,乡村善治的逻辑即是实现乡村社会两种秩序由“散”到“聚”。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乡村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和共同价值根基的强弱水平进行分析,根据内生秩序和外生秩序的“聚”“散”状态进行交叉组合,可以针对我国村庄内外皆“聚”、内“聚”外“散”、内“散”外“聚”和内外皆“散”四大类型给出治理思路,从而为我国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乡土社会秩序重建——以法治秩序为主导的多元秩序

乡土社会秩序重建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一现象使得主流的现代化社会秩序重建观念面临复杂的情景。本文通过对乡土秩序及其重建观进行梳理和评析,提出以法治秩序为主导的多元秩序观。     

试析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兼与胡伟同志商榷

经验性的合法性理论只强调政治秩序是否获得大众的赞同，而不管这种赞同的价值根据所在；规范性的合法性理论则强调政治秩序合乎价值规范，而不管其是否获得大众的赞同。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是经验性和规范性的统一，强调的是在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对政治秩序的赞同，胡伟同志将其视为规范性的合法性理论的代表的观点是不妥的。事实上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重视价值的传统，又修正其排斥实证经验的观点，将价值和经验在合法性理论中统一起来     

“动”与“静”的冲突与调和——再论法的价值中的自由与秩序

揭示法的价值的核心因素,动的自由与静的秩序在法学界的地位却成为各家必论之焦点。从自由与秩序的定义以及法学含义、自由与秩序的矛盾与共和来说明契合自由与秩序可为社会主义之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乡村治理中宗法秩序回潮的价值分析

宗法秩序作为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固定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生活与政治发展进程。当代中国中的宗法秩序,呈现了从镇制到回潮的命运起伏。尽管根源于传统农业经济与社会生存方式的宗族秩序与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它有着"历史的惰性力"。然而它的一定程度的时代性价值,亦加强了它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毋庸置疑,宗族秩序将长期存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与宗法秩序将长期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状态中,即基层行政的发展无法摆脱宗法文化的影响,基层行政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规范宗族活动及其影响的过程。     

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价值秩序的建构

网络空间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流动的社会性空间,网络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性。由于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式微,多元价值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发生错乱,从而导致价值失序的产生。为了维护网络空间的价值秩序,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多元价值中的嵌入,并通过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达成价值共识,形成普遍意义的价值准则。同时,通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全面建构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耦合视角下网络秩序治理路径——基于微博日常网络行动的探讨

随着互联网影响的日益扩大,以新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而开展的社会行动逐渐出现并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遵从常人方法学倡导的对个体日常行动的考察,认为网络社会行动呈现出流变性衍化及双重性逻辑,网络的多元复杂性表明网络秩序治理不能采用传统的社会权力运行模式,"耦合"思路是一种可能性的治理路径,即实现政府、企业、网民三元主体的协同治理,通过价值共识下的内部耦合和多元共管下的主体间耦合,开展网络秩序的良性治理。     

关于价值论问题的几点思考

价值本质和特征是价值论的核心问题,是价值理论的基础,而价值导向是价值论中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价值本质是主客体的效用关系,是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形成、存在的,具有客体为主体"所用"、"相一致"、"相符合"和"相接近"的规定性。研究价值特征主要是研究主体特征,即,因主体的不同、主客体关系的变化和主体变化而表现出价值的不同特点,这些特征呈现出价值主客体效用关系中客体相对稳定与主体相对活跃的动态性规律。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价值导向总是处于支配地位,个人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一定趋于社会的价值导向,有时会是一致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取向是“人权”、“秩序”,从立法精神和具体法条可以推导出人权保护和维护良好社会经济秩序在该法中的理论基础及实现途径。     

民众政治秩序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C省居民的抽样调查

文章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影响民众政治秩序观的主要因素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地位"模型中,个人经济地位与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形塑民众自由、开放的政治秩序观,而生活满意度则使民众对政治秩序的价值取向趋于保守。在"政治境遇与实践"模型中,政治身份和地位使民众的政治秩序观趋于封闭、保守;维权抗争经历对民众的价值支持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民众的政治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受"闹事逻辑"的影响,认同"闹事逻辑"的民众在价值认知上较保守,但其价值支持却更自由、开放。进一步的心理机制分析显示,民众秩序观的价值支持不仅受价值认知的驱动,还受家长权威意识尤其是"闹事逻辑"等心理动因的影响。     

从现象学到人学——重温当代人学思潮的初心和使命

当代中国人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既有我们国内文化和理论进展的内在因素在起作用,也有苏联和20世纪西方人道主义文化和人学思潮等外在因素在起作用。德国哲学家舍勒提出的哲学人学,海德格尔、萨特提出的存在论、解释学,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相互主体性、交往主体性和生活世界理论,它们作为当代人学理论的最初形式,都是20世纪初德国哲学现象学运动的产物。而现象学运动所载负的文化使命就是从对主体、对人本身的沉思和批判出发,通过人心和人性的重建,去找到克服科学危机、哲学危机和全人类的生存危机的思想力量。回顾人学思潮的理论发端和初心使命,就会使我们更加明确,当前我国人学理论工作的主旨就是要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努力重建我们的"相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重建一种革新了的人性、人格和人的价值。     

生态秩序与德性伦理:生态文明建构基础和软向度

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维护生态秩序的交互性为己任,内涵着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合一;其不再纠缠于德性善恶问题,重视实践基础上培植人的德行完善为目标,强调个体价值与自由的实现应放在宇宙生态整体平衡性中进行,以及人在求真求善活动之上以合于自然形式不断满足灵魂的愉悦。这种旨在建构一种本质的、内在的、整体构成性的生态秩序,重视对培植由"德性"而"德行"的德性伦理路径探索,是把人类的福祉与德性生态观联系在一起。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建构:以宪政来规范和保障民主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建构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问题。由于民主与政治秩序、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民主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运行存在困境。民主具有"非自足性"特性,即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能自我运转,作为一种价值也不能自我实现。它依赖于宪政的保障。宪政为解决政治争端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可以实现权力的有序传承和增强国家能力,从而能有效地规范和保障民主制度的运转和民主价值的实现。通过宪政建设来推进和保障民主才是建构政治秩序,实现政治发展的可行之道。     

自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秩序及中国调适

政治传播秩序系政治秩序与传播秩序有机耦合而成。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秩序变革呈现出新图景:“传-受”关系角色融合,信息流动立体对冲,“权势”格局去中心化,“节点”移位流程再造,线上线下双层互动,参与沟通机制转向,情感意见高度聚合,政治目标共生共享,文明契合价值转化,总体模式类型蜕变。应对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秩序变革,中国应做出主动调适:确立政治传播秩序由“一元主体”主导到“多元主体”共享的总体理念;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秩序要求贯通到政治传播新秩序的建构中;更新对政治传播“内容”的理解,扩充“政治信息”的内涵和包容量;释放政治信息的生产权和传播权,激活政治传播秩序中媒体的独有能量;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秩序的优势,为全球政治传播新秩序贡献中国经验。     

文明互鉴论:世界文明交往秩序变革的中国智慧

全球“三大赤字”危机的产生与西方文明中心论主导下传统“一元、等级、霸权”文明交往秩序自反性演化密切相关。世界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现实境遇,内在地要求批判和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宣扬的“普世价值”逻辑,倡导以“共同价值”为理念遵循和价值旨趣的文明互鉴论。文明互鉴论是新时代中国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高度出发,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贡献的中国智慧。这一伟大智慧蕴含在共商中凝聚价值共识、在共建中促进共同发展、在共享中实现秩序正义的实践理路,必将推动世界文明交往秩序朝着多样、平等、包容、共赢的方向变革。     

论梁漱溟的秩序观

梁漱溟作为哲学思想家似乎广为人识,但其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长期以来却鲜有研究.梁漱溟的秩序观点是其思想体系,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亮点.他对于秩序之内涵、秩序之危机和秩序之重建方面均有洞见,并且躬身实践,从基层和上层寻求秩序危机的解决之道,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世界知识产权秩序的现状、困境与根源

当今世界的知识产权秩序,是以TRIPS协议为中心确立的。TRIPS协议存在下列缺陷:在正常的制度安排上,使赋权与限制之间失衡;引入异常的制度安排,使知识产权异化为"知识霸权";在制度运行上,为知识产权滥用推波助澜。这些缺陷使知识产权的对价平衡机制遭到破坏,导致保护理念的偏差、利益机制的倾斜、保护机制的蜕变、利益平衡的破坏、国家主权的削弱与国际关系的重塑,从而陷入秩序与公正背离的困境。为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这一知识产权秩序必须予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