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中采光权纠纷的利益格局和法律重整——通过利益坐标图模型呈现

采光权纠纷属相邻关系纠纷,但城市规划中的采光权纠纷呈现一种三元利益结构关系,即采光受害人采光利益、采光妨害人商业利益、城市发展的公共利益。以"容忍限度"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利益坐标图模型分析三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商业利益的无限膨胀打破了应有的利益平衡。应通过法律的权利义务机制恢复利益平衡。为此从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以偏向采光受害人权利保护的制度设计原则,制定诸如"采光妨害排除请求权"、"采光赔偿请求权"、"采光知情权"、"行政赔偿责任"、"日照分析报告义务"、法院发布"禁令"权等法律制度,以解决此类纠纷。     

紧急避险被避险人的行为选择及法律后果

传统的法益衡量说与社会连带义务理论可以结合作为紧急避险的理论基础。二分说要求被避险人对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承担容忍义务的同时,赋予被避险人对阻却责任紧急避险的正当防卫权,但为了平衡避险人与被避险人的利益,正当防卫权的行使要受到一定限制。当被避险人违背了对阻却违法的避险行为的容忍义务时,应对其不同的应对行为作出区分,根据行为辨析被避险人对义务的违反程度以及是否需要对避险人的损害承担责任。     

浅论公民防卫权的行使与认定

公民行使防卫权应受法律保护 ,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应结合客观实际情况予以衡量。无限防卫权必须在侵害行为是暴力犯罪行为和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时才适用     

刑事司法中公民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民容忍义务源于每个人为求权利和自由需分出部分私权演绎为公权,所有人的付出意味着个人承担的义务比他的需要对应的义务更多,公权是放大了的私权。公民容忍的限度涉及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则化、伦理化,目前的看法相当暧昧。公民容忍义务具有共识性、比例性、条件性和模糊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公民应当服从的公权力应通过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来制约,找到个人权利与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的平衡点,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我国雇主替代责任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行的雇主替代责任立法仍有不尽完善之处。按所有制类型区分适用雇主替代责任的主体和适用法人侵权责任的主体,这种立法模式既没有比较法上的依据,也缺少独特的制度价值。我国雇主替代责任应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立足点,危险分担理论为支撑,并契合责任之实质内涵。理顺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以雇主替代责任涵盖法人侵权责任。在责任形式上,雇主雇员应承担有限制的连带责任,即雇主承担第一顺位责任,并在诉讼程序上对传统连带责任的实现方式作出限制。     

企业社会责任八问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之权益承担的、外化为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的当为与必为,它包括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尽管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谋取利润最大化之间有矛盾,但无论基于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而言,企业都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正当防卫之限度标准研究综述

随着正当防卫在司法适用上面临的新困境与新问题,正当防卫制度成为现阶段刑法理论研究之热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标准问题又为其中的重点。防卫制度之适用以防卫者防卫行为的限度标准为核心,因此,从正当防卫制度防卫限度的适用标准入手,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限度问题作综述性研究,分析防卫限度标准问题研究之概况,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现行正当防卫制度适用标准问题,从而对后续学者们研究正当防卫制度有所裨益。     

网络银行中客户权益的法律保护

在网络银行交易中,对客户权益的保护应集中在安全保障权、隐私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获得合理赔偿权等方面。从不同的归责原则论述网络银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网络银行的赔偿责任,以期在鼓励金融技术创新与保护弱势消费者群体利益之间求得平衡。     

表见代理中第三人的对人性救济权——以表见代理人为请求对象

基于表见代理行为自身的无权代理属性及第三人保护之宗旨,该行为自身应界定为效力待定。据此,第三人享有主张表见代理与要求代理人承担无权代理责任的选择权。就第三人所享有的救济性请求权言,依代理人对无权代理的主观心态区分为实际履行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两种,但第三人不能获得超过有权代理时的利益系属一般规则,故而就有了表见代理人在特定情形下的实际履行替代权。     

论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

按照不当得利制度要求,受害人主张返还利益时应当就无法律上原因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然而,现实中不当得利的情形错综复杂,简单地适用划一标准分配证明责任可能会导致严重不公正现象的发生。通过比较分析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我们认为应当区分不当得利的不同情形,针对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及其各自特殊情形,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完善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     

第三人致雇员人身损害案件中的雇主责任

第三人致雇员人身损害的案件本来与普通的侵权案件并无实质的区别,但是由于雇佣关系的存在,司法解释规定雇主应对此类损害承担责任,将雇员的损失转嫁于雇主,再由雇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通过追偿权来弥补自身损失。此种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雇员的损害得到及时的救济,但是却忽视了雇主的利益,使雇主承担了自己过错之外的责任,不符合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违社会公平,也为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扰。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后,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视为已经失效,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将更加明确。     

无限防卫权的思考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构成条件、防卫过当、无限防卫权等都做出了明文规定,但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围绕着正当防卫的限度、无限防卫权的界定问题,依然存在着争论。本文对无限防卫权的界定及适用无限防卫权问题之规定应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希望对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有所启发。     

政府在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中的责任——基于扬州市的分析

责任政府概念源于西方,限制政府权力是责任政府的原始意涵。为解决传统责任政府的责任缺位、权责关系不对称等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需求,积极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和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等责任。责任政府在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中应承担起立法责任、财政责任、监督责任等。扬州市在实现公民社会保障权过程中,积极探索,敢于担责,形成了完备的政府责任体系。     

试析律师的专家责任

律师专家责任是因律师的过错给委托人或利益相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由律师所属执业机构依法承担，以赔偿损失为主的民事侵权责任。在认定责任时，应以客观标准为原则，同时视具体情况辅之以主观标准，以增强灵活性，更适应复杂多样的民事活动。     

“公司社会责任”灵魂托生之真谛

造成《公司法》第5条之“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不能真正付诸实践之最根本原因在于“公司社会责任”本身灵魂脱壳,然“公司社会责任”之精髓意义重大,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加以否定.“公司社会责任”灵魂“托生”之途即为“公司利他权”,此等界定实为正本清源,不但解决了公司或其董事等高管“积极实施利他主义行为”之理论困惑,且能使它更合理地融入《公司法》,使《公司法》更契合民商法的本质和价值理念,体现正义,真正践行《宪法》规定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有助于公司或董事为其他利益相关者之谋利在实践中真正得以落实,确保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论民法视野下人体医学试验损害的救济

人体医学试验不应因其具有公益性质而漠视受试者的权利。为了保护受试者的利益,研究者和受试者订立的知情同意书应该视为合同。试验过程中,受试者受到人身损害,可以选择向研究者提起违约之诉或者侵权之诉要求研究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论选择违约之诉还是选择侵权之诉,均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试者的自冒风险行为可以作为免除研究者民事责任的事由,当然,研究者和受试者也可以就受试者自冒风险行为所招致的损害约定分担。     

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抑或道德责任

公司是一个经济性组织,应始终将营利放在首位。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认识到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公司也应兼顾对非股东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但这仅构成公司的道德责任。公司法中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为提倡性规范,即使违反,公司也不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试论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价值取向

传统公司理论认为公司的唯一目标是赢利,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公司的追求目标。随着人们对公司理论认识的发展,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SA8000等标准的出现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也加以佐证。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公司理念进行修正,以平衡理念为基点,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基础目标,各利益主体关系相协调应成为我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网络平台提供商的法律责任探究

目前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网络平台提供商的义务和责任。其法律责任的承担仍是一个难题。本文从不同网络交易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入手,结合具体事例和国外先进做法,认为网络平台提供商的法律地位独立于交易双方,其在某些情况下应当承担合同责任、侵权责任,责任承担的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以全面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同时,应适用免责事由,以衡平主体之间的利益,改善网络交易环境和完善现行法律规定。     

论利益衡量论在我国环境侵权排除责任的适用

环境侵权救济中,排除责任中利益衡量理论的现况为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司法实践却无实用的尴尬局面。文章通过对该理论自身存在的不足之处,法律规定环节探析原因,进而从该理论自身、立法层面和理论吸收层面进行分析。同时,借鉴美德日三国利益衡量理论在这一领域的具体运作,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以及实施的可能性,解除我国环境侵权排除责任利益衡量理论适用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