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责众”吗?

在一份审讯记录上,看到一名青少年罪犯的供词,其中有一段自白,颇发人深思,摘录和下:"四人帮"横行时,许多人都搞、打、砸、抢.我想,那时别人能干,现在我也能干,难道能把所有的人都关进监狱吗?……"这段供词之所以值得重视,在于这个罪犯暴露了一个真实思想.在他看来,只要犯法的人多.司法机关就难以执法,于是就可以     

是“都正确”吗?

复查“三类案件”,现在仍有阻力。有人说:过去给他判刑是正确的,是当时斗争的需要;现在给他平反也是正确的,是当前形势的需要。这种“都正确”的思想,就是落实政策的一种阻力。     

“杀人偿命”过时了吗?

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怎样?孔子说,如果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应该以直抱怨。把李昌奎杀人案套到上述对话,就是有人问孔子,给凶手留条活路怎样?孔子说,如果优待坏人,那怎样对待好人呢?杀人就该偿命,我们要讲公正。可见,孔子认为公正优于宽容。我们当然不必把孔子的话当做金科玉律。事实上,公正有公正的好处,宽容有宽容的好处,让度一点公正求得宽容未尝不可。但在一个公正本就稀缺的社会,还要大谈公正已经过时,宽容才是时髦,那么不但不会得到响应,还会招人反感。     

“患生于官成”吗?

原罗山县龙山乡党委书记章某，任书记二年有余，因贪污受贿三万余元被送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使笔者想到一则寓言：说是新官到任，同肯吏日：“做官事体当如何？”吏答：“一年要清。二年要半清，三年便挥（捞钱）矣！”此官叹息曰：“叫我如何能熬得到三年矣！”其贪心之切令人吃惊。然而此官在章某面前却是望尘莫及了。据说章某曾愤愤然抱怨检察机关对他：“相煎何太急”。殊不知，正是他咎由自取，怨得何人？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不思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不思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却做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     

房屋能“典当”吗?

近几年来,在一些法律文书和报刊杂志上,常出现“房屋典当关系”的词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当,值得商榷。 “典当:亦称‘当铺’或‘押店’。旧中国以收取衣物等动产作质押,向劳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辞海》缩印本,1980年版,第29l页)典当作为一种行业,     

贾谊是“法家”吗?

“四人帮”篡党夺权时,打着“评法批儒”的幌子,大搞“古为帮用”。他们的御用工具梁效秉承主子的意旨,不顾史实,不讲论据,任意把历史人物划分为儒家和法家。在梁效的《论贾谊》的黑文中,贾谊就是被他们随心所欲地重新打扮的历史人物。他们给西汉初期统治阶级内部制造了“革新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儒法路线斗争,不加分析地认为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匈奴奴隶主贵族侵扰的“贾谊不是孔孟之徒”,一口否定了贾谊是儒家;又轻     

“习惯法”是法律吗?

"是否存在习惯法"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包括两个子问题:第一,是否存在"习惯法"这种独特的法律类型?第二,习惯是否在说明法律的性质时是不可或缺的概念要素?对于前一个问题,由于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法律领域的习惯,要么是制定法的内容、要么是判例法的内容、要么根本就不是法律,所以并不存在习惯法这种独特的法律类型。对于后一个问题而言,习惯与法律性质的理论连接,依赖于"化约论"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然而,化约论只是主张要说明法律的性质必然诉诸某种社会事实,但并没有必然指向习惯这种社会事实,所以这种类型的习惯法观念也难以成立。     

“劝返民工”还是“绿色奥运”吗?

《华夏时报》载:为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现问题较为严重的低端行业的管理和规范,北京市拟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将奥运期间在京以从事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施工为主的上百万农民工劝返回乡,小美容美发等行业中的部分流动人口也将被挤出北京。联想到有人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和“绿色奥运”的理念,笔者不禁迷惑:“劝返民工”的奥运还是“绿色、人文奥运”吗?认真思量一番就会发现,如果“劝返民工”行动果真付诸实施,“绿色奥运”就会变色——成了“黑色奥运”。“绿色奥运”的初始内涵“体现着人、体     

“限韩”能靠“令”吗?

尽管中国有关方面至今尚未公开承认存在一个明确的“限韩令”,但一度席卷中国各大娱乐平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中国时尚审美标尺的“韩流”,的确有“踩急刹车”的态势.不仅许多韩国天团纷纷取消在华宣传,国内各地综艺节目上的韩国明星数量也大幅下降.韩国《首尔经济日报》于2016年8月4日报道的关于“限韩令”的新闻更是有板有眼.     

“反腐扑克”是“反腐高招”吗?

河北某县检察院制作的预防职务犯罪漫画扑克,被当地人习惯地称为“反腐扑克”,此牌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有关报刊称,“反腐扑克”是将52种职务犯罪的罪名及其特点配上漫画,一一展现在52张扑克牌上;此牌诙谐幽默,寓廉于乐。“反腐扑克”一经推出,就有不     

地市“一把手”管得住吗?

地市党政"一把手"管理首次成为中央政治局议题。这背后深刻的原因,是近年来县、市"一把手"腐败案件多发,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地市党政"一把手"选人用人存在失察、失误、失职等问题。     

权力分立姓“资”吗?

<正> 《福建法学》1992年第5期刊登郭道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其中有一节论述我国人大的“权力集中”制与西方的“权力分立”制“姓社姓资”问题,摘要如下: 对于“分权制衡”或“三权分立”制的理论与实践,人们一向把它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称它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确,这种制度与理论,是资产阶级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创立和采用的。但它是否就是姓“资”的呢?这需要作出具体分析。这里首先要分清,有两种意义上的“分权”,即国体上的“分割主权”和政体上的“权力分立”或     

首先根据“分赃数额”吗?

《人民司法》一九八六年第二期发表了李云峰同志的《怎样确定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文章。文章说,对共同盜窃犯“应首先根据各自分赃的数额确定其适用的刑法条款,然后按照个人参与盗窃和分赃数额,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其他具体情节,进行全面分析……正确量刑。”“以参与盗窃数额作为运用刑法条款的依据,也是违背刑法规定的。”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我儿子是“逃兵”吗?

政府法制编辑部: 我叫严光禄,是云南省邱北县腻脚乡腻脚村村民,今去信反映腻脚乡人民政府不尊重事实,对我儿严天伟以逃避兵役为由实施行政处罚一事。我国宪法规定,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送子参军是我们一家人多年的夙愿,做一名军人是我儿子梦寐以求的理想。1995年12月9日,我儿子严天伟光荣地入伍,成为一名武警战士,实现了全家人     

律师也能“变脸”吗?

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艺人刘德华欲学“变脸”一事,已成昨日黄花,没人,以其神奇莫测的变、观众的心。由著名华人导演吴宇森执导的与“变脸”同名的电影,通过将,演绎了一场是与非、邪恶与正义的扣人心弦之战。影,编者再次在报纸刊头看到“变脸”字样,但这次不是“娱记”的笔尖,而是题为《律师“变脸”引出的话题》的文章。     

法律能管“颜值”吗?

又到一年一度的毕业求职季,河南郑州女大学生羽蒙为改变形象、提升就业机会,瞒着家人去整容.图中的她整容后戴着大口罩、眼镜,唯恐别人认出她来.她感慨地说:“这个社会,‘颜值’太重要了.”如今,招聘“看脸”也确实是普遍现象,形象靓丽者在求职过程中会占有优势.     

“免除处罚”等于“免予刑事处分”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或有某种特殊情况的犯罪分子不判处刑罚。这种不判处刑罚,除见于三十二条的“免予刑事处分”的规定外,在第七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六十三条等九条刑罚条款中,均规定为“免除处罚”。但通常在阐释法律概念的时候,“免予刑事处分”同“免除处罚”被视作同一概念。在常见的司法文书特别是刑事判决书     

能说“逮捕”是“从严”吗?

在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的斗争中,有的地方人民检察院召开了宽严大会,对一些典型的经济罪犯根据其犯罪事实情节、坦白退赃情况和认罪态度,分别作了"免予起诉"和"逮捕"的处理决定,这样做对震慑经济罪犯,促其坦白自首,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仔细一想,把"逮捕"作为"严"的措施,作为一种处罚似乎不够妥当.我国《刑法》规定的五种主刑和三种附加刑的刑罚并不包括"逮捕".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逮     

“超售”飞机票是欺诈吗?

《法制日报》记者肖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理由是飞机的座位已满。虽然机场安排旅客搭乘下班飞机离港,但返京后他依然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从而引发了全国首例机票"超售"案。     

杜兴业是“过失杀人”吗?

被告人杜兴业(男,三十七岁),原系辽宁省凤城县汤山城公社榆树大队三队社员(饲养员)。杜一九七九年在自家住宅前的园田里种植一千余垵花生,秋季为防止花生丢失,在九月一日,私自用四十余米长裸铁线将花生地三面往复绕了两圈,一端固定在园田篱笆上,另一端与屋内220伏电流接通。九月三日下午五时许,邻居十岁女孩王秀艳与同学玩耍时,自己行至被告人花生地边触电死亡。据此,凤城县人民检察院以“过失杀人”罪起诉,凤城县人民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判处杜兴业有期徒刑十年。此案在原审法院讨论时,曾有“过失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两种意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