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土地交易法规述略——《名公书判清明集》研究之一

<正> 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争论,由来已久。其中持土地国有制之说的以侯外庐先生为代表。他说:“中国中古封建是以皇族地主的土地垄断制为主要内容。而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是没有的。这里所谓的法律观念是指着所有权在法律上的规定,至于在法律之外的事实如由于特权而得的占有权,是另外一件一件事”(《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第11页)。对于侯先生的以上结论,主张中国中古社会为土地私有制的学者们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     

探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长远出路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土地公有制概念下除国有制之外的另一种所有制形式,中国法律已明确规定所有土地的公有制性质,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转轨弥合了中国"城乡分治"传统的二元经济,而走向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重大现实问题,也一直存在相关不同思路、观点的争议和现实生活中相关棘手问题的挑战。     

俄罗斯经济转轨与经济增长

1．确立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俄罗斯经济结构实现了从以国有制占统治地位向以私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转变。目前国有企业占6．4％，私有企业占75．8％，社会和宗教企业占6．6％，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外资企业占6．8％．     

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明制度（六）：明清——公证私证文化的稳中求变与推陈出新（上）

作为中国封建农本经济社会之支柱的土地制度，在历经了元代的逆转与陡变之后，从明代开始，土地国有制再次走向衰弱，一度被压抑的地主经济重新抬头，东山再起，大量的土地以各种方式落入私人之手。尽管从总体上而言，明初朝廷仍不失为最大的地主，直接掌握着相当数量的土地。但这一情况至明中期以后即有改变。由于明朝继承了宋朝推行的“不抑兼并”的传统，实行“田多田少，一听民自为而已”的政策，进一步发展了封建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再次形成了国有土地日益削弱、私有土地渐居主流的局面，这样封建土地的二元化权属体系又回归于原本的常态发展轨迹，加上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观念的加强，民事法律也相应地得到充实和发展，     

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及其与社会盛衰之关联

清末“新政”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可概括为九点,其中“重农抑商”是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密切相关。“重农抑商”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国有制主要有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制主要是自耕农经济和租佃制,事实上这两种所有制都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循环怪圈,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封闭,以及专制政治和“重农抑商”的强化。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上合天理下符国情,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     

国有企业可尝试委托经营

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岐峰最近提出,要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上探索国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他说,搞委托经营是搞好国有企业的一条出路。     

孙中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的探索

“节制资本”和“大资本国有制”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主张，其实质就是所有制问题。孙中山主张在公有制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适度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为了解决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以及技术和设备落后的弊端，他还赞成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来发展国内经济生产。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其实就是对在中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有益探索。     

地产房产及房地产概念

一、地产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是指土地财产。人类所拥有并使用的土地是人类多种物质财富中的一种。然而,地产又不仅仅指土地,或说完全等同于土地,它是随着私有制、国家、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反映着特定社会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地域性。地产的这一特性在法律上集中地表现为土地所有权。在我国,土地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之一,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中     

所有制视角下的物权法新论

物权法草案引起了各相关学界的热烈探讨,它是否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曾一度被人们所质疑,物权法连着五审,是否出台尚不明朗。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而是劳动者所有制;在劳动者所有制的基础上,由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宜公则公,宜私则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劳动者私有制应在社会主义法律保护之列。     

解读城市土地国有化之谜——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主要目的是用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规定的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来源。通过对当时城市土地所有权制度的考察和修宪过程中的争论的分析,并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本文认为1982年宪法打破前几部宪法对于城市土地制度只字不提的传统,直接规定城市土地全部国有进而消灭了残存的城市私有土地制是立宪者进行了充分的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做出的决定。从成本上说,当时城市土地私人所有制所占比例很小,通过法律宣布无偿归国有引起的震动较小,收回这一残缺的产权对于国家财政(主要指城市房地产税和契税)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这一制度的建立伴随着城市数量的迅速增加和面积的急剧扩张,使各级政府分享了城市土地的巨大收益,充分证明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重大影响。     

明代土地租佃的法律调整

明代法律对租佃关系的调整主要是依据私契关系所确立的规则 ,一方面保护地主的收租权和产业权 ,另一方面也保护佃农的耕作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地主与佃农之间对土地与佃权的争夺加剧了 ,传统租佃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而“永佃”制、“一田二主”的出现 ,正是庶民地主为主干的中国封建地主制出现解体的征兆。     

孙中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的探索

"节制资本"和"大资本国有制"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主张,其实质就是所有制问题。孙中山主张在公有制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适度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为了解决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以及技术和设备落后的弊端,他还赞成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来发展国内经济生产。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其实就是对在中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有益探索。     

论共谋共同正犯——以德日学说比较为中心

共谋共同正犯在德日刑法理论中经历了变迁,主要学说有“共同意思主体说”、“间接正犯类似说”、“行为支配说”等。要理清共谋共同正犯之法律属性,必须回归到正犯与共犯分界标准上。“犯罪支配理论”在解决共谋共同正犯成立问题上具有穿透力,即以新的“形式客观说”为基点要求只有共谋者实施了犯罪构成要件之实行行为时才可以以正犯论之。     

中国民法典诞生百年祭——以财产制为中心考察民法移植的两条主线

百年中国民法发展史,需要超越本位的角度,从财产制角度加以反思。这样可以发现两条主线:第一是外来的个人财产制与传统的家产制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土地所有权上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带来矛盾。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立法和社会纠纷中,都能看到这两种矛盾带来的困扰。一方面,个人财产制与家产制的对立冲突,使民法的一些制度被架空,而社会中的家产关系和纠纷得不到规范和调整。这种冲突格局集中反映在今天的农村分家、土地承包经营、城市家庭的财产分割等问题上。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双层结构违反所有权平等原则,是近代以来私人的不动产所有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主要原因。     

把全民企业资产国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构想

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形成了这样的程式:全民所有制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适合于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实现形式必须采取国家所有制。在这个程式的框套下,人们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必须归国家所有,坚持全民企业资产国有制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从土地所有制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官僚制的经济基础——一项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具有残缺性和可分割性的特征.运用产权理论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帝国社会中国家（君主）掌握的是土地产权结构中的所有权,社会成员拥有的是土地产权结构中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由此形成的一种具有高度残缺性特征的土地产权制度形态,阻碍了清晰的土地私有观念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因此,中国古代官僚制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是全国范围内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而政治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层面上的高度统一使得君主成为一国之内最大的地主,官僚制体系主要是作为君主王权的代理者而存在,而能否控制官僚群体对社会的提取限度则成为维系帝国王朝政权存续的基本前提.     

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核心问题

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选择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争论的焦点.农村土地国有制是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理想目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现实可选制度.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代表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权主体代表相互之间关系;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实行征收征用过程中,公共利益涵义与标准的确定;非公益性质下,让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所有权,允许农村土地的市场出让等.     

浅谈企业改制后原有债务的承担

党的十六大重申：“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大对各类企业体制改造力度，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紧迫任务。但是企业改制行为的超前和如何确定企业改制后原有债务承担的立法滞后的矛盾，使某些企业千方百计假借改制企业之名，行逃废、悬空企业原负债务之实，导致企业改制前所负债务的债权受到侵害。     

大型泥塑《收租院》的风雨历程

大型泥《收租院》记载着一段旧中国农民悲惨的历史; “现代敦煌”、“我国两大雕塑成就之一”……太多的赞誉赋予了《收租院》太多的神秘。 初冬的川西坝子一股微微的寒气在飘荡,记者来到了这个曾震惊中外的小镇——大邑县安仁镇。豪华、气派的“地主庄园”就是今天仍不时透出当年的“豪门风彩”,“刘氏公馆”雕龙画凤的大门上“受福宜年”四个大字,仿佛在讲述着封建社会一个又一个极其平常的“人吃人的故事”。 据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同志介绍,当年刘文彩收租的院子是刘文彩老公馆的后院。相传临近成都解放的前几年,刘文彩掠夺性地“买”下了附近一家农民的宅院。其实,刘文彩这座占土地28亩的庄园,也就是他先后霸占23户农民的屋     

这个法院竟支持对土改“反攻倒算”

半个世纪前,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得农民的“命根子”土地,从地主的垄断中回到了自己的手中。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曾几何时,个别地方竟出现了地主子孙公然向人民政府要求返还财产等“反攻倒算”活动。1983年辽宁省建昌县二道湾子乡西簸箕村地主之子韩昌林向县信访办提出“落实政策”,要求信访办为其做主返还当年没收的大院,县法院也将大院判给韩,并数次强制执行。从此,地主之子与土改胜得果实的获得者贫农之子刘忠厚打了一场长达15年之久的“地主大院”官司。直到今年2月7日,县法院才撤销原判决,一场闹剧才得以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