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组织资源的丧失

苏共基层党组织曾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特别是苏共19次代表会议以后，伴随着苏共职能的转变，苏共基层党组织逐渐由社会基层的政治核心和政治先锋队转变为在基层赢得选票的党派组织。几十年以来苏共基层党组织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所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源被废弃，这是导致苏联解体前夕40多万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重要原因。     

苏共亡党教训的几点思考——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的体会

本文结合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学习 ,对苏共亡党的教训提出了几点思考。本文从三个角度分析苏共亡党的教训。第一个教训 ,苏共没有解决好在贫穷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样一个重大的世纪难题。第二个教训 ,苏共理论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偏差使自己在政治上付出了巨大代价。苏共的理论指导思想偏差主要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激进主义 ;其二 ,教条主义和僵化 ,没有与时俱进。第三个教训 ,苏联模式是苏联在极其特殊条件下所确立的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破除苏联模式的束缚是社会主义今后发展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大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共破除苏联模式束缚的很好范例。     

苏共丧权的教训

苏联剧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多种因素中,党是关键。苏共自斯大林确定党内领袖地位之后,逐步消灭党内民主,实行个人集权,形成个人崇拜,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局面在斯大林逝世后也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苏共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从苏共的历史进程看,可以说,在苏联,成也在党,败也在党。     

苏共民主集中制的异化及其启示

在苏共瓦解的众多原因中,官民对立的官僚集中制难辞其咎.苏共的民主集中制存在着先天性不足,主要在于过多地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轻视"保护少数原则".斯大林等人正是利用了这一制度的内在缺陷,有意无意地将之放大,使之常态化、制度化,结果民主集中制被异化为官僚集中制,致使苏共的权力沦为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私有工具,这是诱发苏共瓦解的根本原因.     

苏共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历史教训

苏共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这促进了苏联文化的繁荣。然而由于在斯大林时期,却逐渐形成了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政策和体制。这一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政策和体制统治了苏联近六十年之久,它成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其历史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苏共亡党的内部因素——从基层党组织角度分析

苏联共产党的消亡是20世纪末世界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尽管很少有预言家能够判断这一突发的历史事件，但在苏联解体之后，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都对苏共垮台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和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苏共自身的历史、现实方面因素，以及苏共基层党组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并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总结历史教训。     

从苏共执政地位丧失看“三个代表”思想的重大意义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对苏共垮台原因长达10年的思考。深入透视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源,可使我们对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重大意义有更清楚的认识。     

论苏共执政模式的特征

苏共执政模式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它们是：依赖于意识形态，并以善恶二元论的形态表现出来；人治的而非法治的；以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为主要手段；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色彩浓厚。这对苏联的政治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苏共的执政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关于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的原因，文章着重讨论了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苏共所秉承的“世界革命”理念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直接导致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的紧张关系。这种与资本主义国问的紧张关系成为苏共对国家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外部条件。     

不能与时俱进的苏共经济体制理论及其严重后果

时间匆匆,苏联剧变已有10年。这些年来,国内外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学者,对20世纪历史上这一最重大事件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人们苦思冥想,辛勤探索,想要悟出个究竟。特别是从1996年我国领导人一再提出要研究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之后,学者们在拓宽研究视角的同时更多地把精力集中在探索苏联剧变的主导因素问题上。我早在1989年8月,当波兰等六个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就提出,这些国家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弊病太多,历次改革又遭失败,从而到后来,这种体制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后来,我一直从体制这个角度研究苏联剧变原因。     

中亚各国制度变迁的政治文化动因

独立伊始,中亚五国就确立了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政治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僵化的传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的目标,由此拉开了各国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国家转型历程.截至目前,中亚各国的体制变迁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鉴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惯性的存在,尤其是中亚政治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滞后性,无论是对于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还是对于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各国传统政治文化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总的看来,中亚以脆弱性与易变性、分裂性与断裂性、专制性与对权威的顺从性为特征的政治文化传统,成为影响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变迁的基本因素.     

Political Risk: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The argument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is that the political arrangements and institutions that help leaders stay in office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ones that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Indeed political leaders can remain in office more securely by rewarding the groups that keep them in power with privileged access to public resources. The net result is that the leadership remains in office but at the price of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It is not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mismanaging the economy are unforeseen; rather the increased chances of an economic crisis are an acceptable price to pay if it means avoiding a political crisis which challenges the leaders' hold on power. Political survival, not peace and prosperity, is what determines the choice of policies. In this way bad economics can be good politics. The principal hypothesis addressed is that the smaller the size of the winning coalition the more the leadership depends on distributing private goods to the coalition members in order to purchase their loyalty, and, therefore the greater is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sk. The ultimate effects of coalition size and the corruption attending the competition for private goods are the reduc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er capita. These hypotheses were tested in a three stage least squares (3SLS) simultaneous estimation. The results generally supported the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中东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权)与军队关系透析

政党(政权)与军队关系对中东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影响重大.两者关系可以归纳为5类:一党独大管控军队型、多党执政军队"中立"型、多党(派)武装并存型、君主及家族管控军队型、宗教领袖管控军队型.政党(政权)对军队通常采取从思想上、组织上管控,以及利用权威主义传统和给予较高待遇等方式进行管控.不同类型的两者关系对政局稳定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需要进行具体辩证分析.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可以预见这些国家管控军队的主体、管控军队的方式、军队干政的可能性和军队性质将随着中东政治经济发展而随之发生变化.     

影响中东局势的大国因素

长期以来，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大国高度关注中东局势并在该地区展开竞争。各大国在中东既有斗争与竞争，也有协调与合作。大国在中东活动的两面性一直存在，过于强调竞争或过于看重彼此协调与合作都是片面的。     

印度地方政党及其政治影响

印度的地方政党总体上有种族民族主义政党、教派主义政党和种姓政党三大类型。它们的产生与独立以来社会阶级结构和种姓结构的变化有关,是国大党高度集权体制催生的地方主义兴起的产物。它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平衡,改变了人民院的权力结构,也使得印度的政党政治走向地方化,改变未来联邦—邦的关系模式。     

国际原油价差中的政治因素

国际石油价格一直是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石油定价作为一种经济问题也会威胁各国能源安全,从而转化成为政治问题。作为世界上两种最重要的基准油,西得克萨斯州轻质原油（WTI）和布伦特原油（Brent）是国际石油定价中的核心要素,两者价格从历史上来看基本趋平,但从2010年至今,这两种原油价格倒挂价差峰值大,持续时间长,从本质上改变了WTI 和Brent相互参照联动的关系。从历史上WTI和Brent四次价差拉大案例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政治因素能够影响并左右国际石油定价的经济问题。从中国角度来看,WTI和Brent倒挂对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美国由于获得低油价优势制造成本下调,中国制造占相对优势的行业相对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美国WTI对油价的低估,将导致其他石油生产国更倾向于同中国合作,并且WTI影响力的下降给中国参与国际石油定价系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从智利养老金私有化改革看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投资率、储蓄率、技术进步等一些因素固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这些因素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会自发地改变,而是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运行的产物,是各种制度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试以智利养老金私有化改革为例,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变化对智利近20年经济的迅猛增长所起的作用,探寻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Political Power and Civil Counterpower: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the Catal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Civil proindependence association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Catalonia's independence movement,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Catalan government to work decisively towards independence. This has led many Catalans to characterize the movement as a “bottom-up” phenomenon. This contribution analyzes the shifting power dynamics within mainstream Catalan nationalism over the last decade, challenging simplistic notions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pressures for change. In fact, the movement is now inherently multidimensional—partly thanks to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cultural elites and their grasp of the power of new media—and this in itself accounts in large part for its su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