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债务:危害、成因与治理对策

乡镇负债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行,乡镇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少,不少乡镇债务积重难返。因此,要在分析乡镇债务的危害、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治理乡镇债务的对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镇基层政权建设

以新型城镇化进程为背景,分析乡镇基层政权面临的新挑战,结合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政权建设存在责权不对称、部分基层干部的能力素质不高、乡镇财政普遍出现亏损的问题,提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加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的思路。     

中国乡镇治理的变迁逻辑和发展路径

中国的乡镇治理及其制度化形态历经漫长的发展和演化,经历了传统农业时期、近代民国和国民党时期、人民公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四个时期,各时期依据不同的发展国情形成了各具特征的乡镇治理的形态特征。纵观中国乡镇治理发展的整个过程,我们认为,要实现乡镇的有效治理,就必须在国家政权下沉的同时,适应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构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在充分尊重地方自主性、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和民主能力的基础上,形成参与式的民主治理模式。     

基层政权机构改革要义

基层政权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权机构的弹性和灵活性,以提高其组织群众、服务群众能力,是其中的关键。从定位来看,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人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基层政权机构改革的重要原则是优化、协同、高效。基层机构改革的目标职能是加强基层治理能力。     

整合与回应:乡镇治理现代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基于浙江省嵊州市乡镇治理创新实践

乡镇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下应对当前乡镇治理危机是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为了积极应对乡镇治理危机,嵊州市乡镇治理作为创新实践案例,探索出一条乡镇治理现代化改革道路,即整合与回应是当前乡镇治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手段,并从构建多元参与的政府治理模式,强化政府治理中心功能;党群干群互动,激活社会资本;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全面提高乡镇治理的整合、回应效能。     

整体性治理: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实践图式

整体性治理是理解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重要视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多中心工作”模式打破了乡镇“整体主义”的简约治理格局,乡镇治理因此陷入功能、主体、责任碎片化的困境。研究发现,为了应对治理转型困境,“组线治理”的机制创新实践,通过组织整合、资源整合和责任整合,完成了治理结构再造、治理效能激活和治理动力重塑,最终实现了转型期乡镇的整体性治理。整体性治理的实践基础在于体制活力与机制创新,二者的良性互动兼顾了基层治理的简约性和高效性,提高了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治理实践要着眼于发挥党政体制的制度优势,以“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方式,稳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适应性治理:中国基层治理的特性及其影响——基于乡镇政权属性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的治理行为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特性,主要表现在乡镇政权的角色模糊、治理行为的上下摇摆,以及注重治理的策略与技术却忽略治理的基本原则等方面,是一种典型的适应性治理,其后果既影响了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又降低了基层治理的效率,也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为此,国家需要进行必要的制度供给,回归乡镇政权的本来属性,使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价值,推动基层的适应性治理向科层化治理转型。     

中国乡镇民主发展现状与治理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普遍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活力源泉在基层,工作重心同样落实在基层,促进中国的乡镇民主与治理,既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逐渐增强乡镇基层民主发展建设,追求更有效的民主治理,充分发挥其服务科学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作用,解民忧,惠民生。     

破茧去缚 激发活力——对夯实乡镇基层政权的几点思考

乡镇是国家政权的基石,在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振兴发展进入关键期、社会转型步入深水区、各类矛盾纠纷凸显的新形势下,为全面了解信丰县乡镇政权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断提升乡镇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服务能力水平,在深入各乡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就乡镇政权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提出一些看法。     

乡政村治过程中的权力运作逻辑

现阶段的乡政村治在权力运作上,存在着"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极端模式.它们的形成,既有主观上的认识误差,也有客观上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还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等.本文在分析这些根源的基础上,试图寻求新型的乡政村治权力运作模式,即"民主合作化"的合法性逻辑,以期达成乡政与村治权力的大致平衡与良性互动,促使乡政村治健康和谐的发展.     

村级治理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方式演变的轨迹体现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要求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村民自治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村民自治的资源严重不足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构架,是实现有效的村级治理障碍.以村级治理创新,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政治理念的文明渗透和指导村民自治;以政治制度文明的支撑和固化村民自治;以政治行为文明规范和引领村民自治.     

村委会换届选举与农村政权建设

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是党的政权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以村委会选举为契机加强党的农村政权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农村换届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农村换届选举工作虽已进行了多次,但由于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不一,宗族、邻里等因素影响突出,再加上原有矛盾的积累和农村新的精英阶层政治意识的增强,使农村换届选举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再分配的色彩。目前,影响和制约农村选举顺利开展的因素有增多的趋势,比如宗族问题日益突出,农村选举中的宗族利益诉求已经上升到重要地位,以…     

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

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观点,随后用治理和善治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指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笔者认为,我国政治发展的已有成就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来看,过去20年的努力为政治体制的演进奠定了基础并预示进一步变迁的方向。     

监督下乡与基层超负:基层治理合规化及其意外后果

监督下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构的结果,它塑造了一场基层治理领域的"合规化"运动.基层治理合规化水平主要取决于监督体系的科学性和基层治理的合规性成本.监督下乡虽然有问责权的保障,基层监督的可问责性较强,但不同的监督形式和监督内容,会影响监督标准的清晰性和稳定性以及信息探测的有效性,且潜在影响了基层的合规性成本.当前,监督...     

政治新常态下党内“山头主义”的风险及治理

针对"山头主义"行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与权力制约;完善党内事务公开制度和健全监督规章制度,对其进行严厉规制,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促进党内政治生态健康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灌溉与乡村治理

农村灌溉设施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农村普遍存在水资源灌溉的困境。社会资本引导下的自组织灌溉是成功且富有成效的。村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通过自主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村民合作所依赖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解决乡村自主组织所面临的“搭便车”、可信承诺与激励监督问题,因而既是农村灌溉自组织管理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源。     

美国的分权制度:理论渊源、制度安排及"跷脚总统"和"全权政府"的政治循环

美国的分权制度在理性设计及制度安排上,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从分权制度在当今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运作情况来看,美国政治制度各构成要素之间有其内在张力.美国的政治生活是围绕着两个时期--"跷脚总统"时期和"全权政府"时期--而不断演变的一种循环过程.     

政治统一、支持监督与协商治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支持型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通过制度改进和完善,进一步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主体多元、权力交织与乡村适应性治理

多主体的共同在场使村治空间中交织着行政权力、村庄治权、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四种主要的权力类型。不同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有限的作用范围。从适应性治理的角度来看,过于规整的行政权力在乡村治理中欠缺及时的回应能力,而精英个人的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又兼具实用性和风险性。相比之下,灵活的村庄治权最具治理优势,但其自身正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不断弱化。为此,应从政策引领和机制监督两方面来促成有效的乡村多元治理,减少基层行政干预、强化村庄治权、规范私人权力并鼓励精英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