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阈下当代中国基层维稳有序运行的制度逻辑

在法治框架下实现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良性互动是我国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逻辑起点。然而,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内在缺陷常致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处于对立状态,民众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与基层政府进行激烈抗争的现象时有发生,并引发了更多基层社会失序问题。因此,必须在充分审视我国现行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缺陷的基础上,在法治框架下努力实现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合理重构,从而有效调和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之间的关系。     

要高度重视反向政治认知

反向政治认知是指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民众倾向于对政府及其活动，对官员及其行为进行负面认知或作出否定判断。反向政治认知是当下政治治理生态的重要特征，尤其是在近年来民众针对政府及官员的群体性行动及网民在网络上的话语指向或政治评价中不断彰显。从现实政治生态看，反向政治认知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争取维稳与维权的和谐共赢——基于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当前,在民众以群体性事件等方式维权的案例越来越多的情形下,既要维稳,又要维权,就给我们提出了争取维稳与维权和谐共赢的课题。只有正确认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认真分析造成维稳与维权矛盾的原因,倡导政府法治维稳、民众法治维权,才能争取形成和谐共赢的局面。     

维权抗争：一种政治学解读

民众抗争与社会政治在当今世界各国是一种普遍现象，维权抗争是当下我国民众抗争的主体形式，并在国家政治之外形成了一种社会政治。国家政治与社会政治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克服资本逻辑过度扩张，促进政治动态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和谐。     

民众本位是政府管理创新的根本价值取向

政府本位和民众本位是两种性质、内容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政府本位就是以政府的意愿、期望和要求作为政府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民众本位，则是以民众的意愿、期待和要求作为政府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坚持民众本位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必须明确政府的具体服务对象，把握民众的需     

“微政治”

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政治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微政治的出现,一方面是政治过程中民众现实生活需求日益受到关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政府将难以应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民众私人领域的问题有关。在后一种意义上,微政治还体现了一种政治技巧。     

浅谈民主党派工作的“三性”

民主党派工作是统战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很强的工作，关系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坚持与完善，关系到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国家政治格局的和谐与稳定。理解好、把握好民主党派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是做好此项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厘清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问题,能够更好地解放政府工作人员处理公共危机的"裹足"思想或"冒进"思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讲"原则",不能顾及到公共危机的变动性,只论"灵活",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对公共危机的治理。因此,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合则两美,离则两伤",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科学性。     

透过乌坎事件看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

乌坎事件显现出我国群体性事件有如下主要的新趋向：由自发松散型趋向于组织严密型;由一地矛盾冲突趋向于多地串联与互动;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趋向于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这些新趋向的出现会给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更大的难度和挑战,不过,它们的出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众见识增长和公民意识增强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因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再次证明维权才能维稳、政府应当正确对待民众的诉求。     

中共中央档案在战火中的数次秘密转移

中央文库的建立 笔者曾在《材料工作通讯》1952年第5期上看到一份史料，是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份史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中央最早针对文件档案而提出的处置意见。《办法》把中央文件分为四大类：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以及材料）；对外的宣言、告民众书等；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记录（政治及组织问题记录）；中央议决案及通告、宣传大纲（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政治信件）。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权并不代表着领导权，领导权强调社会民众认可、遵循、践行意识形态的自觉性和非强制性。增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动态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维持和发展过程中去把握其动态特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必须严格遵循“层级设置”的基本规律，必须深入把握“政治实践”的示范效应。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思维的逻辑基础

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思维具有深刻的四重逻辑：其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与策略理论,其历史逻辑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其实践逻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战略性考量,其发展逻辑是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战略性与策略性的辩证统一、长期性与短期性的辩证统一、前进性与稳定性的辩证统一、忧患意识与战略定力的辩证统一。     

政治沟通视阈下党的当代执政逻辐

在政治沟通的视阈下，党的当代执政逻辑在于党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即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到党对政府的领导，到政府的具体民生政策制定与执行，再到民众满意，最终形成民众认可党执政的信息反馈，最终达致执政合法和民众满意的双赢局面。因此，这样的执政逻辑就成为理解和建构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的基本思路。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的农村“新”成分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新"阶级成分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些"新"成分主要包括新富农和新中农。相对于旧成分而言,"新"成分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经济涵义和更多的政治涵义,因此得到了政治上的不同待遇。"新"阶级成分的认定和对待,反映了土改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老区土改问题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效结合。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村庄内生和行政外赋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双重逻辑架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制度运行历经了政治参与到政府治理再到社区建设的价值嬗变过程。在发展导向上,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关注民生、彰显民意。因此,要在民主程序的创新实践中提升基层民众的民主能力,培养民众的基本民主素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形式的村民自治,已经催生和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论邓小平防范风险实践活动的特征

邓小平防范改革开放风险的实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最具独创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卓越的战略性、冷静的策略性、坚定的原则性、适时的灵活性和系统实践的探索性五大鲜明特征.同时,在这一伟大实践中,还孕育和产生了邓小平风险思想,并随之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并最终达到完善和成熟.     

“过渡型”邻避冲突的演进逻辑与化解思路——基于权利抗争的视角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邻避冲突在我国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都非传统意义上的邻避冲突,而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特征。因此,将邻避冲突划分为“传统型”与“过渡型”,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权利问题是邻避冲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冲突中的行为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和民众双方。因此,对邻避冲突中权利问题的分析可以在政府权力控制与民众权利抗争二者关系的框架下,以“过渡型”邻避冲突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解决全过程,从四个环节进行分析梳理,并通过政府对民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权利的维护,为此类冲突事件的有效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17的实证分析

民众反腐获得感是衡量反腐败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更是对政府“公信力”起到重要影响。相关问题已成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重点,但鲜有研究探讨民众个体内部和外部结构性特征对其反腐获得感的影响作用。鉴于此,本文从民众内部社会经济地位与外部政治参与的综合视角出发,探究其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作用机理。结合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民众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其反腐获得感之间具有显著正向相关性;民众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民众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其反腐获得感过程中起到不完全中介效应;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则会削弱民众反腐获得感状况。基于此,为进一步提升民众的反腐获得感,亟须创新完善民众参与途径和方式,积极疏导群体性行为;并着力加大腐败治理力度,深入治理民生领域的腐败问题,全面提升民众的反腐获得感。     

怨恨情绪及其化解：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民情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个社会情绪的构成上，怨恨已成为当下中国民众最为主要的社会情绪之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怨恨情绪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征。怨恨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在政治层面，政府构造及官员行为存在一定的不足；在经济层面，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日益突出；在社会层面，社会流动的相对停滞；在文化层面，意识形态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失语。要化解怨恨，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高官员的“官德”；提高制度的公正性；提供民众不满情绪宣泄的制度化渠道；培养宽容与妥协的精神；提升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广泛搜集民意。     

民众本位是政府管理创新的根本价值取向

政府本位和民众本位是两种性质、内容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政府本位就是以政府的意愿、期望和要求作为政府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民众本位,则是以民众的意愿、期待和要求作为政府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坚持民众本位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必须明确政府的具体服务对象,把握民众的需要结构,追求民众的价值期望,提高民众的满意度。一、明确政府的具体服务对象政府的具体服务对象究竟是民众还是上级呢?这是政府管理创新究竟以什么为价值取向必须分析和回答的首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