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确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必要性

在民事诉讼领域,不少学者至今仍然没有认识到将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到民事证据规则体系之中的重要性,然而该规则既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又是民事证据合法性特征的必然要求。同时,民事诉讼中涉嫌非法证据的众多案件大量出现,也已经在昭示着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制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确立并完善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必要性。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非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司法机关将非法获得的证据用以指控犯罪、审判案件,客观上助长了非法取证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司法不公正.我国要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以及排除的具体操作程序.     

关于中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建立在"证据合法性"学说基础之上的,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发生冲突的结果。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标准较为严苛,可操作性差,不能很好地平衡这一冲突。为解决这一问题,保证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将重大违法作为排除民事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从而能够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促进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加完善。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0年6月24日,五部门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进行了细化。本文通过对该“规定”进行解读,对我国刑诉法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检察机关的应对之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世界各国均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几个不同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研究后,对在我国应当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分析。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重构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标准过于严苛，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不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考察两大法系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实践，外国法院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一般持宽容态度。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平衡非法证据排除时的价值冲突，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重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重构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标准过于严苛,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不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考察两大法系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实践,外国法院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一般持宽容态度。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平衡非法证据排除时的价值冲突,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重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也驳确立我国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领域已经普遍确立,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呼吁在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我国已经确立了该原则。对此,本文认为我国民事法律显然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理论基础也值得探讨,更主要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根本没有非法证据排规则生存的现实土壤。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上诸如"侵犯合法权益"与"违反禁止性规定"的用语较为模糊,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应限定在宪法、基本法律、一般法律;我国应构建一种以民事取证手段违法排除加例外,例外以利益衡量具体判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明能力,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是民事诉讼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其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实体公正与人权保障、程序正当的价值冲突上.虽然我国法律上有禁止非法获取证据的规定,但排除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规定还不完善,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如何完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问题十分必要.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及构想

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是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对刑事非法证据如何抉择,关系到实 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利益冲突的权衡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 现。建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     

审前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我国,检察机关负责行使法律监督权,其职权具有复合性的特征,在审前程序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实属必然.这对强化侦查监督、净化侦查程序,降低起诉风险、节约司法资源,消弭审判弊端、促进审判公正都大有裨益.本文认为,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相应的立法依据和现实土壤,切实可行.在程序设计方面,检察机关可采用听证方式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应的排除决定.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初探——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

对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反映了民事诉讼对程序权利和宪法权利问题的关注正日益上升。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 ,则与一国的诉讼体制和诉讼传统密切相关。作者认为 ,首先 ,为了实现程序公正 ,就要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同时 ,为了保证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 ,就应在刚性规定之外 ,给法官提供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 ;此外 ,为了避免审理法官受非法证据的不当影响 ,应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 ,并对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进行明确     

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对海关行政处罚证据制度的借鉴

民事诉讼与行政处罚在认识过程与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决定了二者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相互借鉴。海关行政处罚的现有证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原来民事诉讼法中证据的相关规定。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制度作了很多修改,尤其是强化了当事人举证的责任,使得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更进一步。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内容以及民事诉讼中原有相关证据规则,对海关行政处罚现有证据制度不足与潜在风险进行了分析,提出应借鉴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修订的内容修改原海关行政处罚证据制度。     

论公务员不服从违法命令

公务员法就公务员对违法命令是否服从作了原则性规定,即服从是原则,不服从是例外。但如何理解“上级”、“决定与命令”、“服从”以及“明显违法”的含义,需要认真分析。“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应以“违反刑事法律或者造成严重后果”为限。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相关问题之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重要内容,在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急需理论上予以解决.本文认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已经逐渐从“非法手段”扩大至“程序违法”,而现行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依职权或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并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的过程中,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效果和证明标准进行深入探讨.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明

在我国,虽然初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司法解释得以确立,但是由于未建立起配套的保障规则,特别是未建立非法证据的证明制度,致使该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远未得到有效实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执行,往往以对非法证据的证明为基础。为此,我国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较为成熟的经验,科学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明制度,以确保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人权保障价值。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有三个程序问题需要解决——依当事人申请排除还是由法官依职权排除,合法性发生争议时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法院在诉讼中的哪个阶段做出排除与否的决定。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适用实体法规则解决纠纷,为实现此根本目的,同时也为了与诉讼效率、程序安定的目标相协调,宜设置当事人对合法性提出质疑后法院再来审查证据是否合法取得,合法性发生争议时由异议者对收集证据的非法性负证明责任,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在对各种相关权益和因素进行权衡后的判决阶段做出的程序规则。应当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并据此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重构。     

讼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借鉴了国外有关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产生的背景原因 ,指出了一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会受该国法律文化传统 ,政治状况 ,刑事诉讼价值等的制约。分析了国内学者的不同观点 ,认为应当在我国确立“排除加例外”的非法证据规则 ,并尝试了具体规则的设置。     

行政规章的民事法源地位及问题

行政规章的民事法源地位与行政法对民法的规范效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涉民性”与“民事性”行政规章的出现,强烈地改变了民事行为传统的法律渊源结构,形成了新的民事行为生态环境。中国民事行为的路径依赖背景主要是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哲学,但是,诸多客观社会事实也需要行政权力对传统民事关系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