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人性矛盾的根本途径——浅论张载的双重人性论

中国历史上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是旷日持久的 ,张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双重人性论 ,结束了这场千年之争。通过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介绍 ,论述了变化气质的原因根本途径 ,并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影响以及对现实的影响三方面进行了评价 ,以求给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公允的定位。     

儒家人性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

儒家人性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理论基础，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三品说”，它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修正与发展及命运的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揭示儒家人性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有重要作用。     

朱熹之“天”和“天理”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天"和"天理"是朱熹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宇宙之天、主宰之天、天理之天"是朱熹之天的三层含义,"理、气与天命之性"是朱熹天理观的主要内容,追寻大学之道是朱熹天理观的价值取向。朱熹的天理论秉承程颐,并在其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使之更加严密、精致、深刻,是作为理学代表的朱熹思想体系的核心。     

祛魅与赋魅：中西法律观念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比较

比较中国与西方法律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可以看到西方社会是始于祛宗教之魅,而止于赋理性之魅;中国社会则是始于祛政治之魅,而止于赋理性之魅。对中西法律观念现代化的“祛魅”差异性以及“赋魅”共同性的对比研究,可以提醒我们在构建法治国家时所要排除的障碍与西方有所不同,不能用西方的“祛魅”方式化解中国的“赋魅”危机。这样才能使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在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得到更新与重建。     

客观化及其限制——牟宗三先生《荀学大略》解义

牟宗三先生对荀子思想的关注在其学术历程的第三阶段占有重要位置,<荀学大略>是其中最为系统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牟先生分析了荀子的性恶论和隆礼重法观念,认为荀子之学注重客观精神的建构,对儒学的未来发展具有相当的意义.     

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村社理性在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对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经济危机具有"软着陆"载体作用。本文认为,对中国这两大比较优势之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变化的研究,有利于中国软实力之内涵性提升。     

董仲舒人性论发微

传统的观点认为性三品是董仲舒人性论的基本思想,这个看法是站不住的.董仲舒对人性有许多论述,而性三品并没有进入董仲舒人性议论的正题.董氏提出了“性者质也”的命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中有善、恶两种因素,人性可以概括为性善情恶,而性善情恶不过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人性善情恶,所以人待教而善.对于孟子的人性善论,董仲舒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他说:“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     

知识、人性与治理模式的关系

在影响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中,知识与人性一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们基本上以善恶阐释人性,而在知识的纬度上,根据拥有知识的多少也可以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还有理性与感性、理性与经验的关系,知识往往也是人性的构成要素。整体而言,中国传统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伦理属性,贬抑人的生物属性;而西方人性论则偏重人的自然属性和认知属性,并给予正面评价。中国根深蒂固的等级人性论使得中国古代的治理模式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最终都走向人治或人治下的“法治”。西方因有了自然法中的“平等”因子,治理模式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从孔子称“天”呼“命”之三叹看孔子“命”意识

<正>孔子一生关于"天"、"命"曾有三次著名的慨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是一叹,叹于孔子堕三都受挫之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二叹,叹于孔子过匡被围之际;"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又一叹,叹于孔子过宋险遭司马桓魋杀害之际。这三叹所发露的"命"意识,学者素来着思甚深,这里拟关联着"生"、"命"、"性"、"道"诸范畴,将其与古中国人的"命"意识做一番比较,并从     

中国古代“体知”的基本特征及时代意义

“体知”（embodiment cognition）,即“体之于身”的身体之知,它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借助意识、借助思维的“识知”或“思知”,其乃为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一种深入的考查将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体知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在于这种身体之知以一种“思在合一”的方式,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人所理解的一种不无独特的现象学式的、本体论化的身体之中。正是这种现象学式的、本体论化的身体,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的身体实际上是一种天人合一、两性交感以及以生为道的身体,而且同时也使其身体之知具有直觉性之知、关系性之知以及践履性之知这三个极为突出的基本特征。因此,由于以本体身体及其生命逻辑为深刻依据并作为其忠实体现,这使中国古代的体知并非流于一种非理性、神秘化的“原始思维”,而是不失为理论上不无自洽、不无成熟的人类又一自成一体的知识论体系。正如该体知思想曾根深蒂固地支持着古老而悠久的中国文明的过去那样,我们相信,在人类业已对唯科学主义深入反思的后现代的今天,它也将以其鲜明的根身性、具身化的特点,并作为对唯识主义的“以身为殉”价值取向的纠偏和批判,与当代西方的人文主义知识论思想合流,而为人类新的文明建设作出自己重要的理论贡献。     

试论"实用(践)理性"一词的不合理性

实用(践)理性是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阐述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李泽厚先生认为"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是"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但笔者认为"理性"一词来自西方,其内涵和外延有着较明显的规定,并不适合用来概括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理性"前加上"实用"两字就显得有些牵强。     

孔子人性论思想评析

孔子人性论思想是其仁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孔子在人性论方面所进行的思考和研究,是以构建儒家思想学说体系为目的的,他提出的有关道德之性或义理之性的观点为儒家进行道德说教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有关心智之性或气质之性以及人性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等观点也为儒家实施礼乐教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修身律己贵在“三心”

《了凡四训》是明代袁了凡先生为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而作的家训。了凡先生告诫后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对后世的道德伦理思想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善书"和"东方励志奇书"。笔者认为,了凡先生给党员干部修身律己开出了三剂良方。发耻心。孔子曰:"知耻近乎勇"。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关于“智性直观”（上）

牟宗三认为,康德哲学中的“智性直观”这个概念可以作为康德哲学甚至西方哲学向中国哲学过渡的桥梁。但是牟宗三对康德的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准确的,而且他从康德的这一概念过渡到中国哲学的立场也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这是从康德的批判的高度退回到了非批判的独断论的陷阱。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关于智性直观（下）

牟宗三认为康德哲学中的“智性直观”这个概念可以作为康德哲学甚至西方哲学向中国哲学过渡的桥梁。但是,牟宗三对康德的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准确的,而且他从康德的这一概念过渡到中国哲学的立场也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这是从康德的批判的高度退回到了非批判的独断的陷阱。     

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研究的三大范式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学术界对此有褒有贬，提出了各种理论解释，从方法论的角度可以将其概括为援助之手范式、攫取之手范式和无为之手范式。三种研究范式对地方政府在中国市场转型进程中的作用给出了非常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援助之手范式与攫取之手范式之间，立场的相互对立非常明显。各研究范式之间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上的差异，从本质上展现了当前国家体制中的“悖论”性现实。     

“哲学”为何在古希腊诞生——从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看哲学的希腊缘起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是西方思想最为古老的箴言.此箴言的三个思想向度使我们追问哲学的希腊缘起成为可能箴言对个别物之命运的关注,是早期城邦生活或希腊人存在经验的表征,此乃"哲学"诞生之契机;箴言标举的本原正义的观念,是理性思维之始源性的观念,它标志着"哲学思维方式"在希腊的诞生;箴言在个别物与本原物之间建立起关联,揭示出"存在者存在"之论题域,此乃哲学之始源性的论题域.     

“三常”:干部廉洁从政的座右铭和必修课

胡锦涛谆谆告诫各级干部的"三常",是加强廉洁从政教育的重要指示,是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应成为干部廉洁从政的座右铭和必修课。"常修为政之德"的"德"包括廉政之德、勤政之德、仁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的"害"包括愚蠢之害、健忘之害、疯狂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的"心"包括畏法之心、思齐之心、探汤之心。     

统一战线推动“中国之治”

近年来,与西方国家深陷发展泥潭而呈现出"西方之乱"相对的是"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实现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趋完善,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稳步推进,这其中统一战线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之治"也为统一战线开拓着新的语境。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服务"中国之治",势必成为统一战线新的历史使命。     

宪政的超越之维——兼论“以人为本”的宪政意义

宪政的核心价值是法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构成了宪政的超越之维.西方近代以前的法秩序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帝",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社会契约论则把法秩序的合法性寄托于抽象的人的理性,经过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改造,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宪政的超越之维终于从法秩序之外的"神",下降到法秩序之内的"人的尊严",成为最上位的宪法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实践已逾半个世纪,"以人为本"作为人权的核心内容,构成了我国宪政的超越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