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回望与思考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正式生效,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史上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回望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曲折过程,“反霸条款”问题成为条约迟迟未能签订的主要原因。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决断下,中日友好终于结出硕果——成功地实现了缔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灵魂是和平友好,中心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条约的精神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信守。     

德国对华公共外交:以“德中同行”活动为例

本文从公共外交概念的一般释义出发,追溯德国公共外交的历史,剖析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内涵,重点通过德中同行系列活动这一主动型公共外交行为的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德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主导策略、对象、主体、方式和效果等各方面特点,解读德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意图、运作机制及其可借鉴之处。     

日本外交的“钟摆”现象

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管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3个阶段来考察：第1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2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3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关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     

挑战与动因:日本参加TPP谈判的战略意图探析

TPP是一种旨在实现贸易、投资及人员往来等全面自由化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野田内阁意图通过TPP提升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国内农业的结构性改革,重振日本经济;在对外关系上,则欲借此修复巩固日美同盟,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布局,并在未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基于上述战略意图,尽管遭致日本国内长期依赖财政补贴及贸易保护的农业部门和希望继续维持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医师会等团体的坚决反对,面临政治分裂的风险,野田仍做出了参加TPP谈判的政治决断。     

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时的“增师”问题研究

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时的"增师"问题,不仅导致了西园寺内阁的垮台,也成为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导火索。文章主要分析政友会支持的首相西园寺公望和以元老山县有朋为靠山的陆军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较量。通过探讨内阁、军部、元老等各势力间的博弈状况,从中管窥大正民主运动前夕日本政界主要政治势力间的矛盾斗争。     

习近平首脑外交与中国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合作

自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在外交领域积极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首脑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党对外交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首脑对外交工作的核心领导。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白合作的倡议得到卢卡申科总统的认同和支持,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白“一带一路”合作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白克服了空间距离远、产业合作条件不佳的困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建设中白工业园,并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目前该项目的进展迅速。中国与白俄罗斯的“一带一路”合作是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合作。从中白合作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因势利导和差异性的合作形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特点。“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物流走廊,更是一种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制度创新。     

从“孤立”到“互联互通”:印度对缅甸外交演变

1988年至今,印度对缅甸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从"孤立"军政府到1993年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再到2012年印度总理访问缅甸期间确定的"互联互通"外交战略。本文在纵向梳理印缅外交关系变化历程的基础上,重点探析印度对缅甸外交政策演变的动因和特征。尽管"互联互通"外交有助于印度实现多重战略目标,但由于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政策的实施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实践意义

为有效化解美国旨在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哲学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和谐、和睦与和平"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新理念;在战略层面,提出实现"亚太梦"与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在政策实践层面,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构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可以使多元化、多样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实现利益共享,扩大共同安全,推进合作安全,促进发展安全,增进可持续安全。     

冷和平:解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冷战虽然结束,但大国竞争(或冲突)的现实却依旧。在1994年12月于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曾发出警告:如果西方企图通过不断地威胁重新发动冷战的方式来打压俄罗斯,不让其追求自身"正常"的大国利益,那么这将有直接导致"冷和平"出现的危险。他的警告表现出惊人的先见之明。冷战不对称地结束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赢家和输家必然的逻辑,而非共同的努力),但冷战冲突的模式却以新的形式继续着。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统治时期还是21世纪普京总统治下,均未出现一个稳定、包容的冷战后国际体系。叶利钦和普京都试图将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及扩大的安全体系中,但冷战被超越的方式却为未来的冲突种下了祸根。时至今日,这种冲突仍在挑战着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领导。     

柬埔寨对《禁雷公约》的履约情况及原因分析(1998—2006)

<禁雷公约>从1997年达成至今已超过10年,缔约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这个条约成为衡量条约有效性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考察柬埔寨签署<禁雷公约>后(1998-2006年)的履约情况,发现柬埔寨政府在相当程度上遵守了条约,但基于传统安全利益的考虑以及国家履约能力的有限,造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违约行为.这意味着促使国家履行国际条约不仅需要技术和资金支持等管理机制,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制措施.     

中国南海断续线:产生的背景及其效用

中国南海断续线是在1933年法国占领南沙九小岛、二战后法同继续占领西沙群岛,以及菲律宾企图把南沙群岛并入其国防范围内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是,向世界公布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范围,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在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草案中,美英故意不提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归还问题,为以后的南海领土争端埋下了祸根.在这种情况下,南海断续线起到了一定的效用,它不仅反映_r南海诸岛是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对<旧金山对日和约>领土处理的否定.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4)的分析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将是2010年在北京进行的、两国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关注点之一。通过分析比较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与冲击,本文认为,如果在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4)基础上达成该协定,不仅难以达到促进中美间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的目的,而且会使中国在外资准入限制与资金跨境流动管理方面面临巨大的风险。     

“水外交”视角下的中国和下湄公河国家跨界水资源合作

在跨界水资源合作与国家间"水权力"矛盾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国际机构和部分国家开始重视"水外交",并将其视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在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开发中的争端也急需通过"水外交"来解决。本文在对"水外交"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将"水外交"定义为"一国政府围绕(跨界与非跨界)水合作项目和‘软水产品’的开发和利用问题,通过技术和社会双层举措来进行解决的外交实施方式",并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三个案例分析阐明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跨界水合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出中国"水外交"实施不足的具体原因。本文认为中国应通过完善"水外交"体系,建立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借助"水资源综合管理"、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实施积极有为的"水外交"对外策略,来应对湄公河跨界河流开发中的内外困境。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and the questions of identity,territory and political destiny of the indigenous Nuba of the Sudan

ABSTRACT

The Sudan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PA) of 2005 was successful in ending the longest war in contemporary Africa. However, its implementation has been below the expectations of several communities, particularly in the war-torn regions of the Nuba Mountains, the Southern Blue Nile and the Abyei Area, widely referred to as ‘contested’, ‘marginalised’, ‘transitional’ areas or ‘border territories’. While many interwoven causes were behind the eruption of the protracted civil wars in the Sudan (Elnur 2009; Johnson 2006; Khalid 1987), the political question of sub-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ir intrinsic link with specific territories (Murphy 1991; William and Smith 1993) is hypothesised here as a prime factor in extending the civil war into these three areas. Taking the Nuba and their claimed territory of the Nuba Mountain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trace the political striving of the Nuba people and their shift from peaceful political movement to armed struggle; second, it will examine their political status during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third, it will analyse their political responses to the outcome of the CPA and its impact on their future political choices in view of the April 2010 election results, and the projected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 people of Southern Sudan, to be exercised through the referenda in 2011.     

2011年菲律宾经济、政治与外交形势回顾

2011年的菲律宾,经济总体表现不如预期;在国内政治方面,政府三权之间冲突不断引发宪政危机。此外,政府与国内分裂势力之间的谈判进展也不顺利,和解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外交方面,对外关系处于急剧变动时期,菲中关系喜忧参半,菲美、菲日关系急剧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