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文宣帝晚年昏暴原因之考查

北齐文宣帝高洋称帝之后,在与北镇勋贵们的博弈中处在了下风,因而不得不借重汉人势力。不过,高洋自以为是鲜卑人,汉人势力虽然可以利用,却同样不能信任。这样北齐的两大主要势力北镇勋贵与汉人势力高洋都不能完全信任,权力被架空,高洋对这种情况却无可奈何,极度压抑。这正是他末年昏狂的根本原因。     

论西魏、北周之际“政治核心集团”的转换——兼以高宾的政治经历为例

高宾原为北齐政权将领。为躲避“勋贵”的迫害，被迫投靠了西魏政权。由于高宾适应了西魏（北周）政局的变动，他先是依靠“武川镇军阀集团”的主要成员独孤信，后又攀附于“宗室集团”的骨干宇文宪。得以使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步步高升。高宾的政治经历见证了西魏、北周之际，中心集团之间的血腥政治斗争，斗争的结果导致“武川镇军阀集团”最终无奈地将中心权利让于以宇文护为首的“宗室集团”。     

肃顺集团与晚清政治

肃顺为咸丰重臣,显赫一时。该集团的兴亡从一侧面反映了多歧而多变的晚清政治,但学术界对其整体而系统的探讨却比较薄弱。肃顺集团之所以兴起,与当时晚清政局内忧外患有极大关系。肃顺秉政后接连兴起几个大狱,如议约违旨案,顺天乡试舞弊案和户部宝钞处贪污案等,意在整顿吏治、抑制腐败;在整顿内政同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肃顺重用汉人和湘军将领,但对西方列强则持强硬态度;咸丰帝在热河病死,肃顺集团与慈禧太后和奕訢的矛盾日益尖锐,并最终在“辛酉政变”中覆灭。肃顺集团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一为在政治上与那拉氏和奕訢严重对立,积怨已深,那拉氏与奕訢在政变前充分酝酿,周密计划,而肃顺集团却疏于防范;二与肃顺集团领导成员的素养、能力、个人品性和工作作风密切相关;三为西方势力的插手。     

封建皇权专制与中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

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制瓷业深受皇权专制政治的影响,被承载着大量皇权专制思想,在皇权关注与专制统治下制瓷业的发展迎来了鼎盛时期,然而伴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古代制瓷业也走向了衰微,究其根源却在封建皇权专制制度本身。     

高澄遇刺事件再探

关于高澄遇刺,史书记载是一次意外事故,但何德章先生等却认为这是一场由高澄的弟弟高洋组织的有预谋的政变。高澄之死肯定不是一场意外事故,而是一场有预谋的刺杀事件,但是各种资料表明高洋并不是背后的主谋。结合动机和条件两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侯景策划这次事件的可能性最大。     

从内、外朝之设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关系

内、外朝是封建王朝中央官僚体制的两个权力系统，两者之间既相互制衡，又共同服务于皇权政治。内朝的形成以及内、外朝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同时又反映出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权力博弈关系。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推动着内、外朝关系的变化和中央官僚体制的演进。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地方行政制度变迁探析——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的考察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为削弱地方军阀势力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旨在建立一套有利于集权于中央的地方行政制度,却遭到了地方军阀势力的阻挠。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对新制度的不同需求是民初地方行政制度型构的主要原因,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其结果是达到了一种动态的制度均衡。     

从“因师获印”之议看党锢之祸

东汉时期皇权逐渐强化,皇帝重用近臣(多为外戚、宦官),士大夫在朝廷只是受命办事,被边缘化。但由于察举制和征辟制的实行,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士人阶层。日渐强大的士人阶层对"不亲接"的地位开始不满意并和皇权逐渐产生了冲突,周福"因师获印",党议兴起;"因师获印"所导致的党议是士人阶层为获得朝廷核心权力而和皇权产生的冲突加剧的表现,是士人阶层在经过向皇帝上书争取核心权力不成功后以党议的方式对皇权的施压。随着士人阶层在赦后杀人,与皇权的冲突逐渐加剧,从而导致了党锢之祸的爆发。党锢之祸是东汉儒学取士、士人阶层强大和东汉专制的皇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士人阶层和皇权之间冲突的结果。     

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位前后期表现迥异新论

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位前期大有作为,而执政后期却“昏邪残暴,近世未有”。笔者经过缜密论证,认为这种差异其实是高洋因家族笼罩在权术的氛围下,更由于自小受兄长高澄的打压等原因,故意压抑自己不羁、豪放的性格以至形成其内敛、隐忍的个性,形成严重的自卑感与性格压抑,当其掌权而不受约束之后自然而然产生反弹或者说是性格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是带有报复因素的,这应视为其后期表现的内在原因。     

中国近代两幕立宪活动的闹剧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坚决反对立宪政治的封建顽固势力,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继续封建专制统治,以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先后扯起立宪的大旗,中国政治似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人们渴望立宪能把中国人民从封建专制中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然而,立宪不过是封建顽固势力欺骗人民维护皇权复辟帝制的工具。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制定几布宪法,而是人民政治自由的实现。     

新闻闪回

<正>"藏独"分裂势力在巴黎破坏圣火传递遭到强烈谴责4月7日,北京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遭遇少数"藏独"分子的干扰破坏,当地警方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在法国公众的热情欢迎下,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安全完成传递任务。"藏独"分裂势力的恶劣行径遭到法国公众以及火炬手们     

被忽视的陈独秀民主思想

陈独秀不是将民主思想引人中国的第一人，却是在中国倡导民主制度名声很高的思想家。他给民主和科学取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呢称，曾在“五四”期间名噪一时，但他也遭到北洋政府的迫害、专制皇权遗老遗少的咒骂。他一生勇敢地捍卫民主政治，用民主这个标准衡量政党和社会制度的优劣，却长期被党史研究者忽视。     

情与理的平衡——透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修改

道路交通安全法力图在人与车之间作出利益平衡，但这种理想化的平衡却遭到了现实的难题和实践的质疑。     

集权、制衡与监督——以汉代为中心

汉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演变以及监督权的实施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集权、制衡与监督之间关系的基本特点.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而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的.武帝削弱相权,首先是使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制衡被消解了,遂使郡一级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集权过度,导致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失效,由此造成了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最终是国家对整个社会的失控.两汉以后的官制甚重制衡.首先是中央对地方的制衡,其特点是将地方的事权,不断收归中央.而制衡的另一方面,一是将相权不断分解,二是将中央各主管部门的事权不断分解.由分权制衡造成的制度上的形格势禁,的确达到了权力制衡的效果;而严密的监察制度,始能于有效的制衡中发挥作用.     

民企向垄断壁垒进军

民企在垄断领域遭到的种种排斥表明,贯彻“36条”的困难大部分来自垄断势力,要谁进垄断领域的改革,必须切断垄断经济与公权的纽带。     

关于南京政府初期“党治”体制的几个问题

1927-1931年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党治国”之政治体制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初具形态到基本确立的发展过程。由于该独裁专制体制截然不同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的“党治”理论与政党政治运作原则，具有明显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性质，从而遭到包括国民党反蒋派系在内的各中间政治势力的抵制与反对。本文旨在对通过“党治”体制确立过程及中间势力反“党治”斗争得失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建勋立业展宏图

改革春风吹绿大地,昆明勋业集团沐 心回报社会,曾先后投入460多万元用于雨栉风,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成长。 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模范地实践民营企业 昆明勋业集团是云南省改革开放初期 “至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发展宗旨。成长起来的非公企业,创业 20 年来,勋 企业创业者——勋业集团董事长许家业集团始终以诚实守信,锐意进取形象, 勋紧紧依靠党和政府,广聚人才,带领员屹立于云南非公经济的潮头,业务范围融 工发扬“拳头”精神,讲团结、严管理、大型交易市场、房地产开发、国家二级汽 求奉献,为公司发展、社会进步、经济车客运站、旅游度…     

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清初西南边疆多元关系之一角

在吴三桂入滇署理云贵军政事务之际,蒙藏联合势力的触角也伸向滇西北藏区,双方关系微妙。吴三桂出于战略考虑,对罕都所代表的蒙藏势力入滇采取认可态度,并主动与西藏达赖喇嘛结纳关系,书信礼物往来。罕都叛教问题的发生及其处理,暴露了蒙藏联合政权内部已经出现裂痕,必须予以妥善解决。吴三桂反清叛乱以及康熙皇帝要求五世达赖喇嘛派蒙藏军队协助剿吴,使西南地区多种势力之间及它们与清朝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微妙。在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格鲁派寺院集团)、蒙与藏、吴三桂与清廷、蒙藏联合政权与清廷等多重力量关系的博弈中,清朝的力量及其权威逐步得以在青藏高原地区稳固确立。     

亲情与门风:从嫂叔关系看魏晋时期的女性、家族与文化认同

《丧服》规定嫂叔无服,缘于名分的限制与实际生活中的避嫌。但是这一规定却在魏晋时期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论,对立双方或维护传统,或因应现实,观点迥异。整体而言,主张嫂叔之间无服的观点更被社会认可,也更为通行。这与魏晋时期重视门阀家风、讲究闺门整肃的现实需求有关,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女性地位的提高,风气所及,连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族也深受影响,并成为是否取得汉人士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前提。尽管有北朝恒代遗风的影响,以及玄学的兴起、重情观念的流行,"情""礼"冲突频仍,率性、放达成为最时尚的生活姿态,以致以往所有的思考都需要重新思考。但是需要关注的是,当事关世族门风、胡汉关系、皇权正统等大事时,传统之"礼"仍会占据上风。这种既对抗又妥协的胶着状态,嫂叔关系正是绝好反映。     

中国商会的社会起源与发展

中国商人是兴衰交替的矛盾运动体，商人势力的过度膨胀会威胁到皇权制度，因此商人被控制在皇权制度的需求范围内。商帮是最早出现的有规模的商人群体，它的形戍因素主要有地缘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等。行会是商人最早的组织，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行业变迁的加剧，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构成了行会向同业公会转化的主要动因。帝国主义入侵程度的不断加大，商人的处境愈加艰难，迫使同业公会联合戍商会。商会的命运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商会如何定位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会现在的命运与未来趋向。发展商会将是中国未来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课题。